北朝的官私藏书与书目编纂

　　作为中国文化史、中国图书史的一个环节，北朝藏书由于较南朝相对落后，过去缺乏系统论述，形成图书史上一个模糊的断层。本文主旨即在理清北朝藏书的史实，构勒北朝藏书与编目的大致轮廓，以给北朝图书目录事业一个合理的位置。

　　北朝自公元439年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开始，至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灭陈统一全国为止，共一百五十年的历史。这个时期的中国正处于大分裂状态，南北对峙，战争频仍。同南方一样，北朝也是干戈唯务，内部政权接连更替，正所谓“宇内分崩，群凶肆祸，生民不见俎豆之容，黔首唯睹戎马之迹，礼乐之章，扫地将尽”（《魏书·儒林传》）。但金戈铁马之中，军事略定之隙，北朝好文之主亦曾颁诏搜求天下遗书，遣人整理官府典藏。加之由于写本书和私人著述的发展，私家藏书开始兴盛，并成为保存典籍补充官藏的有力后盾，从而使得北朝在中国图书史上占据着不容忽视的历史地位。

一、官府藏书的收集

　　北方自胡五十六国时期，就有许多国家的统治者开始搜集图书。后赵统治者石虎（字季龙，公元335—349在位）虽昏虐无道，但却颇慕经学，曾遣国子博士到洛阳抄写石经，校中经于秘书（《晋书·石季龙载记》）。前秦苻坚统一北方后，也曾到太学问博士经典，博士卢壶说：“废学既久，书传零落，比年编撰，正经粗集”（《晋书·列女传》）。可见当时进行过图书的搜求编纂工作。后凉统治者沮渠蒙逊也收集过图书，据《北史·北凉列传》记载：“泰常中，蒙逊克敦煌，改年承玄。后又称蕃于宋，并求书，宋文帝并给之。蒙逊又就宋司徒王弘求《搜神记》，弘与之。”以上这些搜集规模都不大，但却是北朝官府藏书的萌芽。

　　进入北朝以后，北魏政府先后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图书搜集活动，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第一次是在太祖道武帝（386—408在位）时。起初，北魏并没有建立官府藏书，太祖与贺鳞作战中获得的玺绶、图书、府库、珍宝等，都颁赐给了功臣及将士，可见魏初对典籍并不重视。随着在中原势力的拓展，北魏受汉文化的影响逐渐加深，当李先任秘书监时，太祖开始意识到官藏的重要性。有一次他问李先“天下何书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先对曰：“惟有经书，三皇五帝之典，可以辅王者神智”。太祖又问：“天下书籍凡有几何？朕欲集之，如何可备？”先答曰：“伏羲创制，帝王相承，以至于今，世传国记，天文秘纬，不可计数。陛下诚欲集之，严制天下诸州郡县，搜索备送，主之所好，集亦不难。”太祖于是颁制天下，经籍稍集（《魏书·李先传》）。

　　这是北魏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集书活动，但收书并不多。所以《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称“后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经籍，未能全具”。但这是北魏集聚典籍的开始，是受汉民族先进文化影响的标志。当时民族矛盾重重，集书之难是可想而知的。

　　北魏孝文帝（471—499在位）时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求书活动。孝文帝是北魏最有作为的君主，他在位期间采取一系列汉化政策，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加速了鲜卑族的封建化进程，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官府藏书也得到充分的发展。《隋志》记载：“孝文徙都洛阳，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孝文借书于齐遂成历史佳话。太和十九年（495）四月，孝文帝又“诏求天下遗书，秘阁所无， 有裨益时用者加以优赏”（《魏书·高祖孝文帝纪》）。经过孝文帝的广泛搜集，北方中国的官府藏书已略具规模了。至此，五胡乱华以来官府藏书首次呈现了繁荣景象。

　　北魏第三次搜集图书是在永平三年（510）。六月， 世宗宣武帝（500—515在位）“诏重求遗书于天下”（《魏书·世宗宣武帝纪》），官府藏书得到进一步充实。这时，北魏官府藏书经过百余年的积淀，终于发展到了它的最高峰。

　　考察这几次北魏搜集图书得以顺利进行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统治者受汉文化的影响，比较重视文治，认识到“天下可马上取之，不可以马上治之，为国之道，文武兼用”的道理。太祖与李先的对话，表明了统治者文教意识的觉醒；二是书籍已全部改用纸张传写，比西晋以前用竹简抄写，图书产生快、数量多，便于搜访和收藏；三是由于私人著述的发展，图书编纂出现了许多新成果，如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郦道元的《水经注》、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等，皆是这一时期的佳作；四是在北魏一百多年的统治里，北方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生活得以复苏，文教逐渐兴盛，所以图书事业得到了较大发展。

　　然而好景不长，北魏末年尔朱荣发动了“河阴之变”，北魏从此走向衰落，官府藏书或毁于兵火，或散落民间。这是整个北朝藏书史上最大的一次挫折，北朝藏书从此转入低潮。随之而来的北方各族人民大起义，更加动摇了北魏的统治，北魏不久就分裂为东魏和西魏。由于战祸连绵，东西魏官府藏书的规模都很小，史籍对此记载甚少，唯有西魏大统五年（539）寇俊主持的抄集经籍活动，值得一提。时至北齐， 由于注意了搜聚和校写，官藏有所扩充，包括复本在内，共收书三万卷，这已算不小的成绩了。北周建国之初，书籍只有八千卷，其后稍有增加，达到了一万卷。公元577年，周武帝平齐，尽收其所藏， 这才达到一万五千卷（去其重本）。公元581年，杨坚篡周自立， 这一万五千卷书就成了隋朝官藏的基础。随着宇内一统，隋朝建立了强大的国家藏书，这是北朝所不能比拟的，但事物的发展总有其内在继承关系，北朝的聚书和藏书对隋朝藏书建设所起的作用及其影响，是绝对不容忽视的。

二、官府藏书的整理

　　北朝在惨淡经营官府藏书的同时，也不断对藏书进行整理。早在建国初期，北魏就开始了这项活动。从事藏书整理的部门是秘书省。秘书省掌管国家典籍，从事图书的访求、校勘、分类、编目等工作，并利用丰富的文献资料进行日历、实录、国史等的纂修。秘书省设秘书监、秘书丞、秘书郎、秘书正字等职，有效地进行了图书的整理工作。北朝又建有许多藏书校书处，如北魏的秘阁、东观，北齐的仁寿殿、文林殿、麟趾殿、北周的虎门殿等。这些殿阁主要由秘书省管理，各朝秘书省利用殿阁藏书都规模不等地进行过图书整理，其间以北魏、北齐最为用力，成绩比较突出。

　　北魏天兴四年（401）十二月，太祖道武帝“集博士儒生， 比众经文字，义类相从，凡四万余字，号曰《众文经》”（《魏书·太祖道武帝纪》）。这是对经书的初步整理。

　　献文帝（466-470在位）时，高谧为秘书郎，“谧以坟典残缺，奏请广访群书，大加缮写。由是代京图籍，莫不审正”（《魏书·高湖传》）。这是对群书的整理。

　　孝文帝太和年间，“敕光韶兼秘书郎，掌校华林御书”（《魏书·崔亮传》）。又有中散令李修“集诸学士及工书者百余人，在东宫撰诸药方百余卷，皆行于世”（《魏书·李修传》）。这是对医书的整理。

　　如果说这几次皆属蕞尔小成，那么，世宗宣武帝即位以后，孙惠蔚任秘书丞时进行的一次则非同寻常。史载：“惠蔚既入东观，见典籍未周，乃上疏曰：‘臣闻圣皇之御世也，必幽赞人经，参天二地，宪章典故，述遵鸿献……。而观、阁旧典，先天定目，新故杂糅，首尾不全。有者累帙数十，无者旷年不写。或篇第落，始末沦残，或文坏字误，谬烂相属。篇目虽多，全定者少。臣今依前丞臣卢昶所撰《甲乙新录》，欲裨残补阙，损并有无，校练句读，以为定本，次第均写，永为常式。其省先无本者，广加推寻，搜求令足。然经记浩博，诸子纷纶，部帙既多，章篇纰缪，当非一二校书，岁月可了。今求令四门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秘书省专精校考，参定字义。如蒙听许，则典文允正，群书大集。’诏许之”（《魏书·儒林传》）。由此可知这次图书整理的背景和必要，以及规模的巨大和方法的科学。另外，卢昶既撰《甲乙新录》，那么他任秘书丞时，一定也进行过系统的图书整理，这当在孝文帝时。

　　另据《魏书·高崇传》等，可知北魏孝明帝（516—528在位）和孝庄帝（529—530）时也曾整理过藏书，但具体情况不详。

　　北齐官府藏书的整理也取得了一定成就。文宣帝（550—559在位）天保七年（556），诏令校定群书，供皇太子用。樊逊、高乾和、 马敬德、许散愁、韩同宝、傅怀德、古道子、李汉子、鲍长暄、景孙、王九元、周子深等十二位文人学士同时被召去刊定藏书。当时秘府典籍纰缪者甚多，樊逊建议说：“向之故事，见存府阁，即欲刊定，必藉众本。太常卿邢子才、太子少傅魏收、吏部尚书辛术、司农少卿穆子容、前黄门侍郎司马子瑞、故国子祭酒李业兴并是多书之家，请牒借本参校得失”（《北齐书·文苑传》）。樊逊的建议，深得刘向校书的要领，也说明当时私家藏书之盛。秘书监尉瑾后来果得别本三千余卷，五经诸史，无一缺漏。此后，北齐一直比较重视官府藏书的整理，至天统武平年间，仍校写不辍。

　　北周藏书整理工作主要是在明帝宇文毓（557—560在位）时进行的。明帝幼而好学，博览群书，即位以后，曾“集公卿以下有文学者八十余人于麟趾殿，刊校经史”（《周书·明帝纪》）。据考，元伟、萧㧑、韦孝宽、萧大园、宗懔、王褒、姚最、明克让等人，皆当时之选，取得的成绩必相当可观，但惜无从查考。

　　总之，北朝自魏初以来，整理图书的活动就一直没有间断过。整理的方法主要是抄录和校勘，而抄录正是收集图书的有效途径之一，所以，在当时收集图书和整理是密不可分的。北朝与南朝对峙上承汉魏晋，下启隋唐宋，在典籍的保存和流传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官修目录的编纂

　　北朝官府藏书整理的成果也体现在目录的编纂上。由于文献资料的阙佚，北朝有明确记载的官修目录只有两部，即《魏阙书目录》一卷和《甲乙新录》。这两部目录均编撰于孝文帝时。当时为了更准确全面地搜求遗书，孝文帝曾派人检查秘府阙书情况，编了这部《阙书目录》。编撰该目的根据应是旧有书目，可惜文献无征，无法考查了。《隋志》记载孝文帝借书于齐，该目录或为借书之用也未可知。卢昶撰《甲乙新录》已见前面孙惠蔚疏，取名《新录》的用意要么说明以前有个旧录，要么说明所收的书是新收集整理的，究竟属于哪种情况，却不得而知。考《北史》《魏书》，均有卢昶于“太和中，兼员外散骑常侍，使于齐”之类的记载，而卢昶太和年间确曾任秘书丞，又深受孝文帝宠信，文帝派他向南齐借书是极有可能的。因此，比较合理的推断是：秘书丞卢昶参与编纂了《阙书目录》，并出使南齐按目借书，回国抄录整理后，重新编了一部目录，即《甲乙新录》。

　　《阙书目录》和《甲乙新录》之外的编目活动，既然缺乏明确的记载，就只能从史料中搜寻钩稽了。《魏书·高崇传》曾引庄帝诏曰：“秘书图籍所在，内典口书，又加缮写，缃素委积，盖有年载。出内繁芜，多致零落。可令御史中尉、兼给事黄门侍郎道穆总集帐目，并牒儒学之士，编比次第。”所谓总集帐目、编比次第，应该就是指分类编目等整理工作，可见高道穆等人编过目录。隋牛弘《请开献书之路表》中有云：“高氏（指北齐政权）据有山东，初亦采访，验其本目，残缺犹多。”可见牛弘确曾见过北齐的国家书目。至于北周，《隋志》有载曰：“保定（周武帝年号）之始，书止八千。”唐封演《封氏闻见记》也说：“后周定目，书止八千。”由此可知周也编过官书目录。

　　北朝所能考见的官修目录大致如此，且都已不传，其编目水平究竟怎样，如何分类，是否写有提要等等，一概不能确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它们的收书数量都很有限，与南朝动辄万余卷的七部重要官修目录相比，只能甘拜下风。但值得欣幸的是，官府藏书的羸弱，并不能说明私家藏书的羞涩。相反，或许正因为官藏不力，才使得私藏中饱。北朝毕竟处于文教浑厚的中原地区，民间藏书的潜力极大，其盛况足可与南方匹敌。

四、私家藏书的昌盛

　　写本书和私人著述的兴起是北朝私家藏书发展的直接原因。这一时期在我国图书史上，是由简册过度到写本书的时代。纸张的应用，大大减轻了书籍的重量，使书籍的抄写、流传、收藏都极其方便，私人藏书急剧增加。私人著述的发展，尤其是私人修史的出现，往往需要搜集并保存大量文献资料，从而使许多文人学士集撰述家与藏书家于一身，如北魏李谧、李彪、元延明、元顺等藏书家，当时皆有著作传世。

　　私家藏书与官府藏书相比有较多优点。官府藏书规模大，保存时间长，但过于集中，一旦遇到战争就有全部被毁的危险。牛弘论书有五厄，其中四次与兵燹有关，南朝“侯景之乱”与北朝“河阴之变”又是官府藏书遭受浩劫的明证。私家藏书规模一般不大，多则数万，少则数百，因分散各处，转徒方便，不易一齐被毁。当官府藏书屡遭劫难聚散无常时，私家藏书却能保持相对稳定，因此，官府藏书才得以屡毁屡建。总起来看，北朝百余年间的私家藏书一直呈上升趋势，较之南方，毫不逊色。

　　拥有丰富藏书的北朝藏书家灿若群星，不胜枚举。现仅据《魏书》、《北齐书》、《周书》、《北史》等史籍，把有明确记载的近三十位藏书家一并列之于下，以略窥当时私藏之盛。

　　魏有十六位，如平恒（字继叔，燕国蓟人）、元顺（字子和，有书数千卷）、元延明（鸠集图籍万余卷）、江强（字文威，陈留济阳人）、阳尼（字景文，北平无终人，有书数千卷）、杨愔（字遵彦，弘农华阴人藏书数千卷）、许叡、李谧（字永和，涿郡人，藏书四千余卷）、李业兴（上党长子人，藏书近万卷）、李冲（字思顺，陇西人）、李彪（字道固，顿丘卫国人）、李顺（字德正）、宋繇（字体业，敦煌人，藏书数千卷）、宋世良（字元友，广平人）、贺拔胜（字破胡，神武尖山人，有书千余卷）、高闾（字阎士，渔阳雍奴人）。

　　北齐有八位，如邢劭（字子才，河间鄚人）、孙惠蔚（字叔炳，武邑武遂人）、辛术（字怀哲，陇西狄道人，藏书万余卷）、陈元康（字长猷，广宗人）、祖珽（字孝徵，范阳迺人）、司马子瑞、穆子容（藏书万余卷）、魏收（字伯起，下曲阳人）。

　　北周有四位，如刘智海（武强交津桥人）、张轨（字元轨，济北临邑人）、蔡大宝（字敬位，济阳考州人）、黎景熙（字季明，河间人）。

　　以上藏书家中有好几位收藏逾万卷，其所有甚至可与国家藏书相媲美。他们的藏书来源，除了在书市购买以外，主要借助手工抄录，由于写本书的出现，南北朝上下普遍兴起抄书热潮。据《魏书·李彪传》记载，他的藏书就是从高闾家抄来的。另外，有的藏书是恪守祖业，还有个别的是江南书籍向北倒流，如蔡大宝就是继承了南梁徐勉的藏书。

　　总之，北朝历代藏书家大多是有志向、有作为的人，他们有的权倾一时、显赫一世，有的则抱朴守性、自甘淡泊。他们以其丰富的藏书来补充官藏的不足，象邢劭、辛术、魏收、穆子容、司马子瑞等皆曾借书给北朝政府参校。他们对自己的藏书一般都要进行详细的整理校定，并编有藏书目录。推测当时的私家目录应该很多，可惜都已不存了，倒是有两部私人编撰的目录，今天仍可考见，一部是专科目录《七经目录》，一部是地方文献书目《关东风俗传·坟籍志》。当然，这两部目录不能算是纯粹的私藏目录，但与其本人的藏书肯定大有干系。

　　《周书·樊深传》记载：“深既专经，又读诸史及《苍》、《雅》、篆籀、阴阳、卜筮之书。学虽博赡、讷于辞辩，故不为当时所称。撰《孝经问疑》、《丧服问疑》各一卷。又撰《七经异同说》三卷，《义纲略论》并《目录》三十一卷，并行于世。”据此可以约知樊深撰有《七经目录》，至于它的内容体例如何，则无从查考。

　　宋孝王的《关东风俗传·坟籍志》今亦不存。《北史·宋隐传》载：“孝王为北平王文学，求入文林馆不遂。因非毁朝士，撰《朝士别录》。会周武灭齐，改为《关东风俗传》，更广闻见，勒成三十卷以上之。”《史通·书志篇》又载：“近者宋孝王《关东风俗传》，亦有《坟籍志》，其所撰皆鄴下文儒之士，校雠之司，所列书名，唯取当时撰著。习兹楷则，庶免讥嫌。语曰：“‘虽有丝麻，无弃菅蒯’，于宋生得之矣。”由此可知，《坟籍志》乃私家目录，其收书范围仅限于当时文士的撰著，且只收鄴下文人之作，这就使其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第一部地方文献书目。如果要论北朝书目对后世的影响，自然当推《坟籍志》的价值和作用为最大。

五、佛道经目的成就

　　北朝是儒学衰落，玄学光兴的时代。随着佛教传入，道教兴起，逐渐代替玄学成为北朝动荡时期人们寻求精神解脱的工具，佛典被大量翻译过来，佛教著作大量产生，佛经目录随之出现。佛典目录是中国古代目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编制体例上的严密完备超过了同时期的普通书目。

　　自晋开始，佛典收藏集于寺院，六朝的几十部佛经目录基本上都是在这里整理抄写而成。其数目较同时的史志和官私目录多得多。北朝是佞佛的时代，末年全国佛寺达三万多所，僧尼二百余万人。至今可考的佛经目录有五部，即北魏李廓、菩提流支的《译众经论目录》、《魏世众经目录》、北齐释道凭《释道凭录》、北齐释法上的《齐世众经目录》、北国不知撰人的《一乘寺藏众经目录》。这一时期佛经目录的特点是种类繁多、形式灵活、考证翔实、独创性强。例如《魏众经目录》在分类体例上就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中大乘、小乘、经、律、论已开始分别著录，并将未译和有目可考而未见其经者，另编《存目》，又把伪经和可疑之经列为“非真”、“全非”两个小类，其结构的严密细致反映出当时佛典目录的发达。

　　同佛典目录一样，这一时期的道教目录也成为目录学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道教的兴盛，道观逐渐增多并成为道教典籍的收藏处。北周天和五年（570）玄都观收藏的道书已达二千零四十卷。道书收藏最多的是北周通道观。建德中（572—578），通道观建成，收集众经，将近万卷。北宋张君房的《云籍七籤》中曾载道士王延史迹，云：“敕置通道观，令延校三洞经图，缄藏于观内。延作《珠囊》七卷，凡经、传、疏、论八千零三十卷。奏贮于通道观。”这里所说的《珠囊》即王延所撰《珠囊经目》，所谓“三洞”，即指我国道教经籍的“三洞四辅”七部分类法，它在我国道教发展史上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直至今天仍可作为道经分类的依据。

　　以上五个专题从不同侧面考查了北朝官私藏书和书目编纂的情况。综而述之，北朝虽历经丧乱，但其藏书仍保持一定的稳步发展趋势。北朝历代统治者一直比较重视图书的搜集和整理，保存了中原文献，促进了私家藏书的发展。北朝藏书与南朝藏书共同为隋唐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北朝藏书在整理、编目以及职官设置上均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为后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此同时，北朝佛道大兴，保存了大量佛道经书，在目录学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为后世佛道发展和研究我国宗教史提供了极为丰富和宝贵的文献资料。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北朝的藏书事业和图书整理、编目事业，是南北朝时期图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南朝一样，是不容忽视的。（殷雪征）

　　来源：《山东图书馆季刊》1995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