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上夜谈——“得于书”

　　■楼秋华

　　我曾把“得于书”三个字写给一位同道长者，作为贺寿之物，颇令观者纷议。其实这三个字不过是张爱宾在《历代名画记》中“得于画”之论的翻版。然而正是这当中的“于”字我以为恰如其份地道破了艺与技之别，士与匠之界，既非表现，也非再现，可名曰呈现，令人顿入豁然开朗之境。

　　作为艺术的书法（其实书法就是艺术，或者“书”用作动词时就是艺术，原本已与拙劣、呆板的书写有所区别，但因今世伪书法过多过滥，“书法”一词已属尴尬，多有贬义之用。故不得不改换门庭，引入“书法艺术”或“艺术书法”等新词汇来试图界别正伪。在我看来，这必将落入老庄之说的延伸——标榜“艺术”，艺术也就无处栖息）其生命力始终与其他艺术样式相一致，那便是精神指归。姑且不论千百年来有多少好事者如同误读谢赫“六法”之说一样误读了扬雄“书，心画也”之中“书”之本意，即使谈及“书画同源”“书画同理”，大约也少有人反对“书画不同法”之说，因而毫不怀疑书之“法”乃是书法艺术的基石，至于这“法”是否是一般意义上的笔墨技法、形制章法或是更进一步的道法自然则是仁智互见了。当然，技未必进乎道，它在没有精神指归之下，通常表现为技止于技，这当中最主要的原因莫过于对“得于书”中“于”字的逃避。依我之见，“于”字一立可使书法境界之高下顿现真容。譬如《兰亭集序》《祭侄稿》《寒食诗》等等，这些伟大的作品无一不是真情流露之作，可以看作“士人书”。士人二字既表明了作者的身份与立场，同时也传达了作者对于技法非功利的精熟程度，尤为重要的是，作者的抱负、志趣和才情得以淋漓尽致地涌现在我们眼前。很难想像，如果书法史上没有这几件传神之作，书法作为艺术是何等的荒芜与沉寂！

　　有趣的是，这几件“百事翻从阙陷好”，边涂改，边修正的作品最终成为了经典，而经典在常人眼里应是微言大义或者完美无缺，不容错误甚至失误产生。然而正是这一貌似矛盾的存在清晰地向我们传达了这样一个理念——只有在精神层面的抒写才是书法作为艺术生命力的根本保证（技法如前所论是书法作为艺术的基石），而形式和材质只能是与“法”互动和谐地展现，这三个方面构成了书法史的基本框架。大体论之，技法形式易于教授和传承，这在学院书法已得以明证。但惟有难以言传的内容上的认知和情感上的体验才能超越平庸，无论“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还是“念尔遘残，百身何赎”或者“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等等，阅之都令人荡气回肠，合契良多，“千载寂寥，披图可鉴”，无过于此！所以，艺术是如此地重视个体生命对真的执著和对美的天才创造。否则，作为世俗成功的艺术家只需通过操教育（教化）权或是江湖式的欺诈之术等来掩饰一切矫揉造作的公开展演或自私狭隘的名利之争。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作为艺术的技法形式天生具有欺世媚俗的功用（英文中art就包含有奸计、诡计的意味），真正的艺术家在某种意义上而言，也就是与之抗争，从而踏上“无与于当世之用”的追寻真理、内美之路。

　　从先秦的装饰美观至汉唐的题壁挥洒；从魏晋的日常尺牍到唐宋的法度意气；从明清的大轴巨制至近现代的多元纷杂，书法艺术中与实用相融合或不易保存携带或不易展示赏读的成分已随着社会生活的演变日趋凋零，尤其是印刷术的机械化直至当下智能化的发展大大加速了这一进程（这令书法艺术渐有滑落到普通传统手工艺之危险）。但杰出的书法作品只能是经验地作为综合体而为人所接纳和称道，它必然融法度与情志，修养和天赋于一身。在那些脱离特定语言环境的伪书法中注定无法产生新的传世之作，当它失却了所“持”和依靠，陷入“得书”之中，最终只能是徒有躯壳地大批量重复生产庸俗无聊之作，不得不令人生厌和轻视。对制作繁复作品的推崇表明了欣赏能力的持续下降，作为艺术的书法，其前景也就可想而知了。

　　纵观自1963年由原浙江美术学院率先开设现代学院书法教育，直至当下各个高校及相关机构的纷纷设立，学科、学位及职称体系渐趋完备。同时，我们不难发现速成与早熟已成为其中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职业书家往往是在25至30岁前后达到创作高峰，然后逐步僵化，至三四十岁左右已显现衰退之迹象，自80年代后期以来莫不如此，书坛谓之“集体滑坡”，学院书家以及那些依赖展赛立身扬名者大都难以幸免，这一现象迥异于传统书家之成长轨迹。我们可以考察书法史各个时期的代表性书家，大都经过约20年左右的翰墨生涯，在35至40岁之际，个人面貌初步形成，尔后则日臻完美，至五、六十岁左右，达到高峰，所谓人书俱老。艺术高峰期的长短则与各书家享年及身体状况之不同而有所差别，衰年变法者亦代不乏人。因此，早熟与早衰的当代书法现象不得不引起我们高度的警觉与反思。书法艺术日渐从精神层面退缩到技术层面，或者异化为观念之物（两者从“得于书”滑落到一味“得书”之情形则并无二致），作为文心理想的承载物遂失去滋养，“思通楷则，少不及老”已渐行渐远，“外状其形，内迷其理”者比比皆是，更遑论妙造自然、神采飞扬……审视近百年以来老一辈书家跨入专门学院如何从事艺术活动，理应成为当前书法学科教育体系重要的模式参照。

　　然而，我们也欣喜地看到现代生活模仿艺术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和力行，它正在间接而持久地促使人们冲破历史的桎梏和生活的阴霾，从而获得更强大的自信力和他信力。“得于书”也就有了“同也见新”般之生命力的新希望，以至赋予我们在这样的世上更多更美好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