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意非常——《论书雅言》读后

《论书雅言》

杨勇/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

　　■祈庐

　　浩如烟海的古代书论是需要不时去重新发现的。能总其宏观，披沙拣金和分门别类本身就是极不容易的，单以这个坐冷板凳的功夫就已为人视畏途。顺着目录看上去，书论的庞大体量被切割为明晰的八个部分，这个现时代新思维下充满更多个性体认的分解和拣择特别有逻辑力量，纠缠得以简明，葛藤剖判。如“功用”章的疏解中，书法功能迅速归拢入“发文”“表情”“载道”“养性”，文末则借来柳宗元《零陵三亭记》：“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宁平夷，恒若有余，然后理达而事成。”来解释一种“无用之用”。“学书为乐，学书消日”，本来在一般理解中是“载道”这样重大效用的“降维”，而柳氏文字则以修性之余来指为君子之寄，则其利乐有道之旨则同也。是书作者能发其义而足其说，是为眼光和思维打通下的“发明”。

　　最容易偏颇，又最难这样讲清的是“碑学”部分， 是书将其置于“书法品鉴”一章，则“碑学”在编者的分类中体现为一种看法。关于刀锋、笔锋，书中排列了《寒山帚谈》“须作真迹想”“凡仿一代人书，须致此心于彼时风气中”这样的递进思维，可以说作者疏证的引文恰在节点关键之处，便于阅读者深思跃进。

　　《寒山帚谈》原文如下：

　　凡临仿拓本，要须作真迹想，临仿后人镌刻，要须作古人佳帖想，否则谶染其失处，大谬也。如模糊混杂，乃剥蚀误之；挑踢狂肆，乃俗学改作。故凡仿一代人书，须致此心于彼时风气中，始不失汉魏晋唐规范。不然，名为学古，都成杜撰，即使成就，不过宋元波折而已。

　　这几句话对“碑”“帖”学习的本质性把握是过来人的肺腑之言，对于平衡碑学帖学和一代之审美都十分重要。简而言之，帖学是人学批评，综合考量、气质考量、仪态考量，然后言其法。碑学则是技法为先验因素，理、法伴随时代习惯一起考量，法与理的比重和追求的审美方向与帖学相反，“碑学”是作品取样，是下意识地对帖学的突破。作者引用了甘中流的意见，甘中流《中国书法批评中史》：　　魏晋以来的名家秩序范围被突破了以人为中心的书法研究转向以作品为中心的书体及艺术形式之研究。

　　“碑学”是一种突围和破除。这个打破的手段不能仅靠作品的技术程式分析来争优夺妙，而是从特殊到一般的时代特征总结，是所谓“古意”标识下的“考古”式关注，从无名的碑碣中提炼普遍，同样适用到秦汉而上的简帛等纪录性遗存之中， 这是碑学逻辑的关照方式。

　　碑学批评的危险性是丧失伦理加持，自唐宋以降建立起来的人格首先属性无处安顿。这些讨论当然并非此书的义务，只是思考的拓展，唤起从事者的警惕，以免陷入虚无。《论书雅言》切中思维闸口，对当下仍延续和反抗的碑学主题下的书坛建构注入思考动力。

　　当然，由于书法“道微而味薄，固常人莫之能学；理隐而意深，固天下寡于知音。”任何最简明的理论都不是初学易辨的。孙晓云《书法有法》是归类于普及的，这些普及的人群捧读时却充满了疑惑，书法的常识和共识——尤其是共识，而今离人太远，且无“功用”可附着的，没有日常书写，也少了楹联、牌匾，少了任命、批示，使书学一途总是艰深莫测，无所皈依。《论书雅言》是古奥的，可能对大部分读者来讲仍只是古书论的注释本子，是可资查阅的来源肯定不谬的工具之书，而对作者深意未必领略，这也并不是遗憾的事，恰在是书双向功能化的设计中，算是发挥了作用的。《论书雅言》本是项穆书论的题名，依我的印象，项穆是最期望书法载道的，“正书法所以正人心”，这个雅意，这个雅量，应该也是此书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