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德辉：藏书十约

　藏书十约序　

　　国初孙庆增著《藏书纪要》，详论购书之法与藏书之宜，以及宋刻名抄何者为精，何者为劣，指陈得失，语重心长。洵收藏之指南，而汲古之修绠也。惟其时距元、明相近，流寇之乱未遍东南，甲乙鼎革之交，名山故家所藏，亦未全遭蹂躏。今自洪杨乱后，江浙文物之会，图籍荡焉无存。好事者相与收拾于劫燹之馀，有用之书犹幸多存副本，所失者文集、说部，小数而已。乾、嘉诸儒，相务表扬幽潜，凡古书之稍有益者无不校刻行世。然迭更丧乱，板刻多毁，印本渐稀。余按四部目搜求三十年，仅乃足用，而宋、元、明、国朝诸家文集，缺者颇多。日本一耆宿，藏我国顺、康以至嘉、道文集极多，有清诗万卷楼之目。蓬莱、方丈，望若仙居，惜哉不能越海飞渡也！夫在今日言收藏，不独异于孙氏之世，且异于乾嘉之世。半生心力，累万巨赀，所得如此，则其甘苦不可以不示人。每思古人有节衣缩食，竭力营求，雨夕风晨，手抄甚苦者，余幸所处优裕，又无嗜好萦扰于心，虽未能鼓腹而嬉游，亦未尝过屠门而大嚼。又思古人有豪夺巧取，久假不归，朋旧因而绝交，童仆见而引避者，余幸达观随化，鹰隼无猜，借非荆州，乐同南面。

　　是皆足以自慰也。顷者山居避难，编目始告成。因举历年之见闻，证以阅历之所得，述为十约，以代家书。子孙守之去之，余固不暇计矣。辛亥冬至前一日，叶德辉序。

　藏书十约　

购置一

　　置书先经部，次史部，次丛书。经先《十三经》，史先《二十四史》，丛书先其种类多、校刻精者。初置书时岂能四部完备，于此入手，方不至误入歧途。宋元刻本，旧抄名校，一时不能坐致。寻常官板、局板，每恨校勘不精，今有简易之法，尚不近于滥收。经有明南监本，皆杂凑宋监、元学诸刻而成，其书亦尚易觏。而北监本、毛晋汲古阁本次之。此板之旧者，为乾嘉以前学者通用之书。官刻有武英殿本为最佳，广东翻刻则未善。嘉庆末年，阮文达元以家藏宋元本注疏及单注单疏合校刻于南昌府学，凡诸刻文字之异同，各为校勘记附后，而于书中文字异同之处，旁刻墨圈识之，依圈以检校勘，读一本而众本皆具。此在宋岳珂刊《九经三传例》外别开一径，启人神悟，莫善于斯。后来各省翻刻尽去其圈，实为乖谬。刻一书而一书废，宁可阙如，不可取以充数也。史亦以明南监《二十一史》为善。其板亦杂凑宋监、元路诸本而成，惟其板自明以来递有补修。国朝嘉庆时，其板尚在江宁藩库。

　　明正德时，印本补板尚少，难得其全。嘉靖、万历后，修板多诸生罚项为之，最为草率。而北监本之脱误，尤为荒唐。明沈德符《野获编》云：“诸史校对卤莽，讹错转多。至于《辽》、《金》诸史，缺文动至数叶，俱仍其脱简接刻，文理多不相续，即谓灾木可也。”毛晋汲古阁仅刻《十七史》，中有据宋本重雕者，惜亦不全。或以邵经邦《弘简录》续之，究属不类。故南监本外，则以武英殿刻本为完全。当时馆臣校刊多据宋刻善本，又处分颇严，故讹误遂少。若得明南监正德前后本，则宜以明闻人诠刻《旧唐书》、武英殿活字聚珍本《旧五代》、康熙原修《明史》配合以成全书，不宜以寻常习见之本羼入也。丛书则明弘治间华珵重印宋左圭《百川学海》、程荣《汉魏丛书》、毛晋《津逮秘书》、《武英殿聚珍板丛书》、福州、江西、浙江均有重刻。福州最全，浙刻最少。及今访求殿印原本，尚不甚难。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潘仕诚《海山仙馆丛书》、伍崇曜《粤雅堂丛书》，其书多而且精，足资博览。俟有馀力，徐求他刻丛书及单行善本、旧刻名抄。于是次第收藏，举古今四部之书，皆为我有矣。

鉴别二

　　四部备矣，当知鉴别。鉴别之道，必先自通知目录始。目录以《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阮文达元《揅经室外集》即《四库》未收书目，兹从全集原名。为途径。不通目录，不知古书之存亡；不知古书之存亡，一切伪撰抄撮、张冠李戴之书，杂然滥收，淆乱耳目。此目录之学所以必时时勤考也。

　　欲知板刻之良否，前有钱曾《读书敏求记》，所见古子杂家，足资多识。而于刊刻年月、行格字数，语焉不详。惟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黄丕烈《士礼居题跋记》以下，近有聊城杨绍和海源阁《楹书隅录》、常熟瞿镛《铁琴铜剑楼书目》、仁和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归安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张、瞿、丁、陆四家之目，全抄各书序跋，最足以资考据。所谓海内四大藏书家者。又有揭阳丁日昌《持静斋书目》、日本森立之《经籍访古志》。

　　宜都杨守敬刻有《日本访书志》、《留真谱》二书，可备参考，不尽可据。

　　此数家者，皆聚乾嘉诸老之精华，收咸丰兵燹之馀烬，虽宋椠、名抄，不免一网打尽。然同时传校之本，及北方故诸家百年未出之书，如剑气珠光，时时腾跃。余藏子、集两部，多得之商丘宋氏、诸城刘氏。故家志目，虽不能供我渔猎之资，而实藏书家不可少之邮表也。至于国朝诸儒校刻善本，罕有列于目者。然孙星衍《祠堂书目》时亦载之。倪模《江上云林阁书目》、丁日昌《持静斋书目》所载渐夥。近人张文襄之洞《书目答问》，则专载时刻，便于读者购求，依类收藏，可无遗珠之憾。最要者无论经、史、子、集，但系仿宋、元旧刻，必为古雅之书。或其书有国朝考据诸儒序跋题词，其书亦必精善。明刻仿宋、元者为上，重刻宋、元者次之。有评阅者陋，有圈点者尤陋。闵齐伋、凌濛初两家所刻朱墨套印子、集各书，亦有评语圈点，而集部尚佳。抄本有元抄、明抄之分，有蓝格、绿格、朱丝阑、乌丝阑之别，且有已校、未校之高低。元抄多薄茧，明抄多棉宣。元抄多古致，明抄多俗书。

　　此就佣书者言之。名人手抄，则一朝有一朝之字体，一时有一时之风气，明眼人自能辨之。证以书中避讳，始于某帝，终于何时，尤易辨别。金、元刻本，北宋胶泥活字本，均不避讳。重刻宋本多存旧讳，则以纸墨定之。有经名人手抄、手校者，贵重尤过于宋、元。有名人收藏印记者，非当时孤本，即希见之书。此类为杨、瞿、丁、陆所未见者尚多。书摊庙集，时一遇之，是在有心人之勤于物色而已。

装潢三

　　书不装潢，则破叶断线，触手可厌。余每得一书，即付匠人装饰。今日得之，今日装之，则不至积久意懒，听其丛乱。装钉不在华丽，但取坚致整齐。面纸以细纹宣纸染古铜色，内裱以云南薄皮纸，钉时书面内衬以单宣或汀贡，汀州所造竹料厚者。或洁净官堆，或仍留原书面未损者。本宜厚，不宜薄，钉以双丝线。书内破损处，觅合色旧纸补缀。上下短者，以纸衬底一层，无书处衬两层，则书装成不至有中凸上下低之病。书背逼至钉线处者，亦衬纸如之。衬纸之处钻小孔，一孔在衬纸，一孔在原书之边，以日本薄茧纸捻条骑缝跨钉，而后外护以面纸，再加线钉。线孔占边分许，而全得力于纸捻。

　　日久线断，而叶不散，是为保留古书之妙法。断不可用蝴蝶装及包背本。蝴蝶装如裱帖，糊多生霉而引虫伤。包背如蓝皮书，纸岂能如皮之坚韧？此不必邯郸学步者也。蝴蝶装虽出于宋，而宋本百无一二。包背本明时间有之，究非通用之品。家中存一二部以考古式，藉广见闻。然必原装始可贵，若新仿之，既费匠工，又不如线装之经久，至无谓也。北方书喜包角，南方殊不相宜。包角不透风，则生虫，糊气三五年尚在，则引鼠。余北来之书，悉受其害。又北方多用纸糊布匣，南方则易合潮，用夹板夹之最妥。夹板以梓木、楠木为贵，不生虫，不走性，其质坚而轻。花梨、枣木次之，微嫌其重。其他皆不可用。二十年前，余书夹多用樟木，至今生粉虫，无一部不更换，始悔当时考究之未精。宋、元旧刻及精抄、精校，以檀木、楠木为匣袭之。匣头镌刻书名、撰人，宜于篆、隶二体。夹板系带，边孔须离边二分，其上下则准书之大小。如书长一尺，带离上下约二寸，以此类推，指示匠人遵守勿失。盖离上下过近则眉短腹长，离上下过远则头足空而不着力，此亦装订时所宜讲求者也。装钉之后，随时书边，书名、撰人、刊刻时代不可省字，以便检寻。凡作书论行气，此为横看，一本分列有横行，数本合并有直行，虽善书者不知其诀，则不如觅梓人之工宋体字者书之，校为清朗入目也。

陈列四

　　编列书籍，经为一类，史为一类，子为一类，集为一类，丛书为一类，其馀宋元旧刻、精校名抄别为一类。单本一二卷者，袖珍巾箱长不及五寸，大本过尺许者，以别橱庋之。单本、小本之橱，其中间以直格，宽窄不一，再间以横格，高二三寸或四五寸或不等。横格皆用活板，以便随时抽放。丛书类少者，一部占一橱，多者一部占二橱、三橱不等。由上至下，以三橱为一连。橱宽工部尺一尺八寸，高二尺。每橱列书三行，合三橱一连，高六尺，并坐架一尺二寸，共七尺二寸，取阅时不至有伸手之劳。列书依撰人时代，亦以门户相聚。如十子、七子、五子、三家、四家、八家之类，皆衔接相承，则易于查阅。又如总集，有以元、明、国朝人选集唐、宋者，有以国朝人选录三代、秦汉、魏晋人者，仍以诗文时代为衡，不论撰人之先后。其专诗、专文，各以类从，不使凌杂。至都会郡邑之诗文总集，依省次列之。钦定之书，冠于国朝之首，大抵陈列之次不必与目录相同。诸史志尚有以类相排比者，固未尝拘拘于时代也。释道二藏，本自有目。远西各国艺学、宗教，自明以来，连床塞屋。钱谦益《绛云楼书目》以西书为一类，《四库》则附之“杂家”、“杂学”。今中外交通著述日众，翻译之作，家数纷歧，宜并释藏，列室储之，不复绳以四部之例。惟道家断自隋唐，次于诸子。以古之道家，非宋之道流，其习不同，其书究有别也。陈列既定，按橱编一草目，载明某书在某橱。遇有增省随时注改。体例视正目有殊，明《文渊阁书目》盖已先为之矣。

抄补五

　　旧书往往多短卷，多缺叶，必觅同刻之本，影抄补全。或无同本，则取别本，觅佣书者录一底本，俟遇原本，徐图换抄，庶免残形之憾。若遇零编断册，尤宜留心，往往有多年短缺之卷，一旦珠还合浦，仍为一家眷属者。

　　然此在明刻、国朝人所刻则有之，若宋元刻本，乃希遇之事。前人不得已而集百衲本，亦慰情聊胜于无耳。凡书经手自抄配者最佳，出自佣书之手，必再三覆校，方可无误。己抄之书，则人校之。人抄之书，则己校之。多一人寓目，必多校出二三处误字、脱文。经史更不得草率，一字千金，省后人多少聚讼，岂非绝大功德哉。凡抄补之卷，苟其书不必影写，当依原书行格，刻一印板。所费不过千文，抄者既有范围，可以随写随校。如某行某字起，至某字止，一行抄毕，讹脱朗然。省事惜阴，覆校亦易。使抄而不校，校而不精，不如听其短缺，尚不至鱼目混珠也。佣书人未有能为唐人碑志体者，无已，取其无破体、无俗字者。破体、俗字，令校者不改不能，遍改不尽，至为眼花败兴之事，余受此厄多矣。

传录六

　　士生宋元以后，读书之福远过古人。生国朝乾嘉后者，尤为厚福。五代、北宋之间，经史正书鲜有刻本，非有大力者不可言收藏。既有刻本，又不能类聚一处，即有大力搜求亦非易事。古人以窥中秘、读老氏藏为荣幸者，今则有赀，一日可获数大部。国朝诸儒勤搜古书于四部之藏，十刻七八。仅宋、元、明人集未得刻尽，究为不急之书。至于日本卷子、唐抄、中原故家久藏秘笈，其为乾嘉诸儒未见之足本、不传之孤本，以及秦、晋、齐、鲁发地之古器、古物，好事者绘图释义著为成书，既日出而不穷，亦石印之简便。居今日而言收藏，可以坐致百城，琳琅满室矣。而犹有待于传录者，盖其书或仅有抄本，不能常留，过目易忘；未存副录，校刻则有不给，久假复不近情；惟有彼此借抄，可获分身之术。传录之法，多倩佣书者，以别舍处之。以工赀计，湘省最廉，善书者一日可书五千字，凡字一千不过七八十文内外。若至百文一千，则谋者蝇集矣。故抄一书，字至十万，仅费钱七八千，较之“千金买《汉书》”、“貂裘贿侍史”，其廉为何如耶！抄写之纸以日本、高丽细茧纸为上，其纸吸墨而滑笔，但使写手轻匀，易于增色。其次中国之洁净花胚。即官堆之高者。杭连虽白，至为不佳，墨干则笔涩，墨湿则字毛，一遇积霉，或沾鼠溺，则腐碎不可触手。此余二十年所亲历，故能言其害也。

校勘七

　　书不校勘，不如不读。校勘之功，厥善有八：习静养心，除烦断欲，独居无俚，万虑俱消，一善也；有功古人，津逮后学，奇文独赏，疑窦忽开，二善也；日日翻检，不生潮霉，蠹鱼蛀虫，应手拂去，三善也；校成一书，传之后世，我之名字，附骥以行，四善也；中年善忘，恒苦搜索，一经手校，可阅数年，五善也；典制名物，记问日增，类事撰文，俯拾即是，六善也；长夏破睡，严冬御寒，废寝忘餐，难境易过，七善也；校书日多，源流益习，出门采访，如马识途，八善也。具此八善，较之古人临池仿帖，酬愿写经，孰得孰失，殆有霄壤之异矣。顾知校书之善矣，而不得校之之法，是犹涉巨川而忘舟楫，游名山而无篮舆，终归无济而已矣。今试言其法，曰死校，曰活校。死校者，据此本以校彼本，一行几字，钩乙如其书，一点一画，照录而不改。虽有误字，必存原文。顾千里广圻、黄荛圃丕烈所刻之书是也。活校者，以群书所引改其误字，补其阙文，又或错举他刻，择善而从。别为丛书，板归一式。卢抱经文弨、孙渊如星衍所刻之书是也。斯二者，非国朝校勘家刻书之秘传，实两汉经师解经之家法。郑康成注《周礼》取故书杜子春诸本，录其字而不改其文，此死校也。刘向校录《中书》，多所更定；许慎撰《五经异义》，自为折衷；此活校也。其后隋陆德明撰《经典释文》，胪载异本；岳珂刻《九经三传》，抉择众长。一死校，一活校也。明乎此，不仅获校书之奇功，抑亦得著书之捷径也已。

题跋八

　　凡书经校过及新得异本，必系以题跋，方为不负此书。或论其著述之指要，或考其抄刻之源流，其派别盖有数家焉。论著述之指要者，记叙撰人时代、仕履及其成书之年月，著书中之大略。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二家之目是也。辨论一书之是非与作者之得失，如吾家宋石林公《过庭录》、引见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明王世贞《读书后》二家之书是也。王士祯《香祖笔记》七：“遯园居士言：“金陵盛仲交家多藏书，书前后副叶上必有字，或纪书所从来，或记他事，往往盈幅，皆有钤印。常熟赵定宇少宰阅《旧唐书》，每卷毕，必有殊字数行，或评史，或阅之日所遇某人某事，一一书之。冯具区校刻监本诸史，卷后亦然，并以入梓。前辈读书，游泳赏味处可以想见。’此语良然。然予所见刘钦谟昌家官河南督学时所刻《中州文表》，每卷亦然。予劝宋牧仲开府重刻《文表》及《梁园风雅》二书，且云‘钦谟诸跋当悉刻之，以存其旧。’亦遯园先生之意。又尝观袁中郎所刻《宗镜摘录》，亦复如是。弇州先生《读书后》同此意也。”其合二义以兼用之，斯则《四库全书提要》之所本也。若夫考抄刻之源流者，官监、书棚，流传有绪，毛抄、钱借，授受必详，则钱曾《读书敏求记》、何焯《义门读书记》实导其源。至孙星衍《平津馆藏书记》、《廉石居书籍题跋记》、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专记宋元板之行字、新旧抄之异同，盖从钱、何二家，益畅其流，以趋于别径者也。道咸间，钱熙祚《守山阁丛书》、伍崇曜《粤雅堂丛书》，一书刻成，必附一跋，斯由《四库提要》而变其例者也。综稽众体，各有门庭，窃谓宜集诸家之长，以成一家之说。撰人仕籍见于正史传志者，不待详言，如或正史未载，则博考群籍以补之。而一书之宗旨始末，先挈其大纲，使览者不待卷终，可得其要领。其刻本之为宋为元，为仿宋为重刻宋，抄本之为影写为过录，以及收藏前人之姓名、印记，并仿《钦定天禄琳琅》之例，详稽志乘私记，述为美谈。

　　俾前贤抱残守缺之苦心，不至书存而人泯灭。吾宗鞠裳编修昌炽撰有《藏书纪事诗》六卷①，于唐宋以来藏书家之姓名、印记搜辑靡遗。得其书读之，于斯道所资，功过半矣。

收藏九

　　藏书之所，宜高楼，宜宽敞之净室，宜高墙别院，与居宅相远。室则宜近池水，引湿就下，潮不入书楼。宜四方开窗通风，兼引朝阳入室。遇东风生虫之候，闭其东窗。窗橱俱宜常开，楼居尤贵高敞。盖天雨瓦湿，其潮气更甚于室中也。列橱之法，如宁波范氏天一阁式。《四库》之文渊阁、浙江之文澜阁，即仿为之。其屋俱空楹，以书橱排列，间作坎画形，特有间壁耳。

　　古人以七夕曝书，其法亦未尽善。南方七月正值炎薰，烈日曝书，一嫌过于枯燥，一恐暴雨时至，骤不及防。且朝曝夕收，其热非隔宿不退，若竟收放橱内，数日热力不消。不如八九月秋高气清，时正收敛，且有西风应节，藉可杀虫。南北地气不同，是不可不辨者也。春夏之交，宜时时清理，以防潮湿。四五月黄霉，或四时久雨不晴，则宜封闭。六七月以后至冬尽春初，又宜敞开。橱下多置雄黄石灰，可辟虫蚁。橱内多放香烈杀虫之药品，古人以芸草，今则药草多矣。肉桂、香油或嫌太贵，西洋药水药粉品多价廉，大可随时收用。食物引鼠，不可存留。灯烛字篓，引火之物，不可相近。绛云之炬，武英殿之灾，此太平时至可痛心之事也。阅过即时检收，以免日久散乱。

　　非有书可以互抄之友，不轻借抄。非真同志著书之人，不轻借阅。舟车行笥，其书无副本者，不得轻携。远客来观，一主一宾，一书童相随，仆从不得丛入藏书之室。不设寒具，不著衣冠，清茗相酬，久谈则邀入厅事。钱振竾注《义山文集》，每窃供用之书，京师书坊至今言之疾首。魏源借友人书，则 《藏书纪事诗》应为六卷。叶昌炽宣统二年自序云：“原稿六卷，尚未定之本。”

　　裁割其应抄者，以原书见还，日久始觉。不独太伤雅道，抑亦心术不正之一端。凡此防范之严，所以去烦劳，消悔吝，正非“借书一痴，还书一痴”也。

印记十

　　藏书必有印记。宋本《孔子家语》以有东坡折角玉印，其书遂价重连城。

　　晋家明文庄公菉竹堂藏书，每抄一书，钤以历官关防，至今收藏家资以考证。

　　名贤手泽，固足令人钦企也。然美人黔面，昔贤所讥，佛头著糞，终为不洁。

　　曾见宋元旧刻，有为书估伪造各家印记以希善价者，有学究、市贾强作解事，以恶刻闲印钤满通卷者。此岂白璧之微瑕，实为秦火之馀厄。今为言印记之法，曰去闲文，曰寻隙处。何谓去闲文？姓名表字、楼阁堂斋，于是二三印，一印四五字足矣。金石、书画、汉瓦、汉砖、古泉之类，当别为一印。今人收藏印，多有以姓字斋堂、一切藏器累累至数十字者，此亦何异于自作小传哉！余见宋元人收藏书籍、碑帖、字画，多止钤用姓名或二字别号、三字斋名，此正法也。明季山人墨客始用闲章，浸淫至于士大夫，相习而不知其俗，此最刺目之事。况印体自明文、何以后，流派滋多，二三十年不遇一作手。

　　咸同以来，有邓石如一派，其末流为江湖游食之赀。而乾嘉时浙西六家之宗，传久成绝响，故不得工于仿汉及善松雪、文、何体，不如不印，免至名迹受污。藏家如黄丕烈“百宋一廛”、韩泰华“金石录十卷人家”，已觉体俗，何况其他乎！何谓寻隙处？凡书流传愈久者，其藏书印愈多。朱紫纵横，几无隙纸。是宜移于书眉卷尾，以免龃龉。亦或视各印之大小朱白，间别用之。

　　小印朱文重叠，尚无不可。若白文与大印聚于一行，则令阅者生厌矣。凡书有字处，朱文白文俱不相宜。余藏抄本《续吴郡图经》，原有董文敏“戏鸿堂”朱文方印，复经长白堇斋学士收藏，乃于董印上加盖“长白敷槎氏”白文方印。学士为曹子清通政寅外甥，渊源自正，而竟以特健药之痴为此倒好嬉之事，是亦未寻隙处之过。余之藏书多未钤印，盖慎之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