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而不作乃高士

陆维钊《中国书法》手稿

　　■章祖安

　　陆维钊先生这样的学者、艺术家与名教授，按时风揣度，应该著作等身。然而陆先生却是个例外，他似乎没有留下自己的“专著”，这与他大学时的老师辈有直接的关系，也有自身的特殊原因。南高师时，陆先生与同学王焕镳所佩服的老师王伯沆（名瀣，1871—1944）先生，就没有留下著作，只留下一部《红楼梦批校》。

　　南高诸师中，陆先生最亲近吴瞿安（名梅，1884—1939）先生，可以称得上瞿安的得意门生。瞿安先生有魏晋风度，时或雇一大船，叫上一批学生，度曲唱和，吹吹打打，陆先生吹笛为昆曲伴奏，师生们其乐融融，“不知东方之既白”。《陆维钊诗词选》中载有散曲，是瞿安所授的结果，这在擅长诗词的学者中是极少见的。

　　王伯沆讲学有魏晋风度，是静态的；吴瞿安带领学生弦歌悠游于舟上，是动态的魏晋风度，这些都可在《世说新语》中找到类似的例子。经如此众多的大师（还有柳翼谋、竺藕舫诸先生）熏陶、亲炙，陆先生实在太幸运了，而他最钟情于吴先生。

　　又譬如讲到马一浮先生，陆维钊、王焕镳二师均言：如果不是抗日战争期间，浙大竺可桢校长请马老讲授国学，也不会有马老的《泰和宜山会语》。马老的文章大多是别人请他写的序言或整齐故事之作，也就是“述而不作”占了极大部分。我现在看到两个出版社先后出版的《马一浮先生全集》，果然如此。

　　我长期从游微昭师，以下两点感受最深：

　　其一，陆先生眼界太高，认为前人已经说得很完整了，自己没什么好说的，不再画蛇添足。其二，接受了协助叶恭绰先生编纂《全清词钞》的任务。陆先生非常守信义、重然诺，几乎把教学工作的业余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其中，除书画爱好外，更无心再去搞著作。

　　然而，陆先生毕竟还是为后人留下了一部专著，这就是20世纪40年代撰写的《中国书法》，1948年6月由华夏图书出版公司印行，作为“现代文库第二辑”丛书的其中一本。1986年浙江古籍出版社改名《书法述要》“重印”（该本依据的是《中国书法》手稿底本），添加了由我整理的陆先生60年代初期的授课笔记，附加《如何鉴别一般墨品》短文。它看起来像一本小册子，经过时间的检验，此著真正当得起“经典”之称。而当年正式出版本庋藏多年，隐而不见。

　　《中国书法》此书深入浅出、简明扼要地阐述了书法最基本的内核，主要观点如下：起首那句“中国文字，因其各个单体自身之笔画错综复杂，而单体与单体间之距离配搭，又变化綦多，在实用上，欲求其妥帖匀整调和，就产生了书法的研究”。这是最重要的基础，此其一。二是书法的美术性，综述结构、笔顺、布局、运笔、笔毛、使墨、形貌等，赋予书法“美术”特性，在品鉴学习中“将一般人娱乐上之低级趣味，转移至于高级”。三是学书可修养身心，“紧张之心绪，为之松弛，疲劳之精神，借以调节”，绝无不良副作用。四是借书法而进入学问，“以引起学问上之兴趣”。五是学书两大天赋条件：心灵的、肌肉的，尤其强调“想像力之高下”是决定书家成就的关键因素。六是因材施教。后述四种书体、各种风格类型、魏碑与唐碑区别等，用最简洁的文字概括了中国书法史与风格流派。关于想像力不妨再阅读一下原文：“而或者以为碑板损蚀，不易审辨，殊不知在此模糊之中，正寓考验之法。想像力强者，不但于模糊不生障碍，且因之加以自心之新意，入于创造之一途。正如薄雾笼晴，楼台山水，可有种种想象，使文家、诗家、画家，起无穷之幻觉，此则临摹之最高境界也。”想像力应建立在坚实的基本功之上，这就不再多说了。

　　至于我整理的《书法的欣赏（提纲）》一文，更有两个突出观点：一是书法最高层次为表现“生命感”，“可比之为有生命的东西（人为代表，树之硬、石之稳，皆拟人）的姿态、活动、精神、品性的美”。二是书法要表现复杂的感觉的美，“复杂的辩证的趣味之重要”“美的感觉愈多愈好”“美的感觉相反相成”，推崇“王羲之一种字有几种风味”，同时告诫学书者要防止副作用恶性发展，如“笔力硬而至于生硬无情，只求表面的力。装法新而至于违反情理”等，遗憾的是如今许多版本将“装”硬改为“章”，失却装腔作势、装扮之本意。

　　《中国书法》虽然简略，却已经纲要式地建构起中国书法学体系。文中每一个论点均可发挥而写成一篇独立的文章，比如学魏与学唐、因材施教、由学书而进入学问……甚至已经讲到写手与刻手的问题等。70多年过去了，当今的书学理论，似乎都难以突破其论述范围，他的那句对我说的话——“将来的书法很可能坏在‘创新’上”，更是振聋发聩、直指时弊、不幸言中了。这岂不正是胡乱发挥想像力的恶性后果？

　　价值永恒、常读常新，这就是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