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当汉奸，他会流芳书坛~

　　郑孝胥 （1860～1938），字苏堪,一字太夷,号海藏。福建闽侯人。诗人、书法家。清光绪八年(1882)举人，历任广西边防大臣，安徽、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等。曾参与戊戌变法，先后为李鸿章、严复、张之洞、盛宣怀、岑春煊等器重。清帝退位后，寓居上海，参加上海商务印书馆、上海储蓄银行的创建以及新式教育的推动等。后担任溥仪的内务大臣与顾问，与日本多有接触，致力于溥仪的复辟。1931年满洲事变之后，郑孝胥劝说溥仪前往满洲，与日本达成建立满洲国协议，他负责起草满洲国国歌与建国宣言。伪满洲国成立后，郑孝胥在日寇羽翼下出任国务总理兼陆军大臣、文教部长，并与日本关东军代表武藤信义签订日满议定书，承认日本在满洲国的特殊地位与驻军权。郑孝胥1935年5月21日失势，解除职务。1938年在长春过世，一说为日人毒杀。

郑孝胥与他的儿子

　　假设他晚节保住，不去天寒地冻的东北当什么伪满朝廷的“总理大臣”，也许如陆润庠、刘春霖、潘龄皋一班人一样，只在书界占有一席之地，那么，人们想起他的时候，就会像想起那几位老先生似的，佩服其书法成就和满腹学问，但印象不会太锐利。然而历史不能假设，郑孝胥终竟是货真价实地做了伪“总理大臣”，于是，他的“名声”比之那几位老先生显然“高”出一个“层次”，不怎么钟爱书法的人也知道中国近代有他这么一号。

郑孝胥（左一）摄于广西龙州，时任边防督办，1904年

　　在晚清，郑孝胥属于新派人物。他曾在1898年参与变法维新；立宪运动时期，出任预备立宪公会会长，要求清廷速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他还参加了上海商务印书馆、上海储蓄银行的创建以及新式教育的推动等。

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成立，前排左三为郑孝胥，1906年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他不问政事，以遗老自居，寓居海上，鬻字为生。他看着袁世凯一生众叛亲离、郁郁而亡；也目睹了张勋的复辟丑剧……终于在1918年1月份的一天，不堪民国乱象的郑孝胥在日记里写下这么一句：“余与民国乃敌国也。”这或许为其后半生定下了基调。

郑孝胥（左）与溥仪摄于伪满时期

　　1923年郑孝胥入故宫为溥仪讲《资治通鉴》。1924年北京政变后，协助溥仪出逃。大约在此时，他跟溥仪提出了著名的政治预言“三共论”：“大清亡于共和，共和将亡于共产，共产则必然亡于共管。”

日本发行的郑孝胥照片明信片，1934年

　　九·一八事变后，郑孝胥唆使溥仪投靠日本。1932年伪满洲国建立，任国务总理兼陆军大臣和文教部总长，并获得了“建国功劳金”（又叫机密费）30万元。同年９月，与日本政府代表武藤信义签订日满议定书，承认日本在伪满洲国的特殊地位与驻军权。1934年溥仪称帝后，任国务总理大臣，于1935年5月21日被革职。

　　若是安心于在上海做寓公，郑孝胥无疑将会流芳百世。但是，他却晚节不保，毁了自己一世英名。

　　郑孝胥不仅工诗，而且善书，书名极大。他善长楷书、隶书，学颜真卿、欧阳询，受益于北魏碑版，其作品字势偏长而苍劲朴茂，开创了潇洒俊逸、凌厉干练的独特风格。他的行楷不仅流畅飞动，而且劲道十足，这是历代书法家都难以达到的极高境界。

　　著名书法家沙孟海对郑孝胥评价很高：“他的作品，既有精悍之色，又有松秀之趣，活象他的诗，于冲夷之中，带有激宕之气”。

　　郑孝胥在世时，其书法的酬金之高，特别罕见。1915年刊印的第一版《词源》，他题书名2个字收润笔费500两白银；为商务印书馆题写5个字的馆名，索银1万两（后因落款争执，未成）。

　　我们现在在大街上随处可见的“交通银行”四字，就是出自郑孝胥笔下，当时他的润笔是4000两白银。“交通银行”四字，笔法开张、骨力清奇。这个老照牌字能留下来，也是有它的道理的。

　　有人把民国时期书法划分为五个流派，郑孝胥是其中一个流派的创始者。他的书法地位可想而知。凡在一个领域成为开山立派的人物，其综合水平应该相当了得，否则，谁服你？又有谁“宗”你？

　　这五个流派：吴昌硕的“吴派”、康有为的“康派”、于右任的“于派”、郑孝胥的“郑派”和李瑞清的“李派”，其中康、于和郑的领军人物最具政治色彩，康有为是保皇党死硬分子，于右任则是国民党元老，但谁也不像郑孝胥那样令人唾弃，几乎没有余地。康有为后半生自然是走上倒退道路，然而他老先生戊戌变法领袖的地位根深蒂固，（尽管近年有人质疑他“公车上书”的真实性，考证出当时15支上书队伍中根本就没有他，包括后来所谓光绪帝给他的“遗诏”都是他伪造的。）他以后即使也保皇，终竟不能掩其煌煌盛名，并且，他没有跑到东北去进入溥仪伪政权。于右任的政治作为一直有点像温吞水，但不妨碍他始终受着人们的普遍尊重。郑孝胥就不一样了，他是处心积虑地营造靠日本人扶持的溥仪伪政权，不惜出卖民族利益。

　　投靠日寇，加入伪政权，是郑孝胥一生的转折点，自那以后，他与日本关东军上层人物广泛接触，溥仪小朝廷在东三省的影响，都成为郑孝胥书法名声鹊起的强力借助。一时，东三省的机关、学校、社会团体甚至商店的字号到处可见郑的手笔。通过“外交”途径，他的字还漂洋过海，传至日本和韩国，在异域引出不少追慕者。

　　应该说，郑孝胥书风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书法流派之一。如果我们不拘于“因人废字”，那么，对此是不应否定的。郑孝胥的弟子极多，为人所熟知的徐志摩、林语堂、曹聚仁等文化名人，都曾列其门下。

　　1930年，沙孟海在其重要著作《近三百年的书学》中对许多书法家做出严格评判，说到郑孝胥的时候，他评道：“最奇者其作品，既有精悍之色，又有松秀之趣，恰如其诗，于冲夷之中带有激宕之气。”沙孟海自身就是根底极深的大书法家，对郑氏如此称许，足见郑孝胥书法的感染力是相当强的。

　　郑孝胥也尚碑，但却融贴于碑，化碑入贴，既有北碑之凌厉，亦富宋帖之俊逸，成为他笔下熔俊朗、爽利和丰沛于一炉的书风。他与康有为的字都偏于瘦长，也都神采飞扬，然而康字多曲笔，郑字多直划；康字多劲涩，郑字多润滑；康字碑多于帖，郑字帖多于碑；康字如秋霜古藤，郑字如春风杨柳。两位大师的书风相较，以品格论，康氏应胜一筹。

　　这里，我们怎么也绕不开由字及人的评说，这也是中国艺术的一种传统，自有其道理在。“字如其人”的老话是不应该做简单理解的，字不见得如其人的外在形象，但与其人的心理状态、性情密码总是有相当紧密的关联性的。要言之，郑氏的字里字外，透着一番得意，其单字无不呈上肥下瘦、上密下疏、左舒右展、长袖善舞之态，此亦其人乎？

　　作为清朝最后的臣子，郑孝胥与别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总是以依赖外国势力为基本思路。他也是改革派，但他是往卖国上改。有人问他何以强国，他以二字相答，曰“借款”。他的“道理”是外国人借款给我，他穷了，我富了。其实天下哪有这么简单的事情，钱给你，你不付出点代价，行吗？

　　这代价，就是卖国。

　　辛亥革命后，郑氏以遗老蛰居于沪上。那阵子他以鬻书为生，与唐涉江等组成“丽泽文社”，以文会友，书名日增。后又开创“有恒心字社”，以课诸旧家子弟。不再四出宦游，他的书法倒是得以更加纯熟。这一时期，大多数前清遗臣已看清天下大势，即便思想守旧，而对重回旧日已不报希望，但郑氏不然，他绝不甘于寂寞，不会就守在书斋里度日，所以，他后来奉溥仪命在天津一住七年，与日本人反复接触，为清廷复辟做种种准备。1931年，满洲事变发生，郑孝胥所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了，他劝说溥仪前往满洲，他则出面与日方达成建立满洲国的协议，并负责起草满洲国“国歌”与“建国宣言”。伪满洲国成立后，郑孝胥出任总理兼陆军大臣、文教部长，并与日本关东军代表武藤信义签订日满议定书，承认日本在满洲国的特殊地位与驻军权。至此，郑孝胥的卖国之策进入实质性的落地实现。

　　溥仪后来在《我的前半生》中说郑与自己的关系，犹如当年的荣禄与慈禧，足见溥仪对他的倚重。溥仪评论郑：“他和胡嗣瑗都是善于争辩的，但是胡嗣瑗出口或成文，只用些老古典，而他却能用一些洋知识，如墨索里尼创了什么法西斯主义，日本怎么有个明治维新，英国《泰晤士报》上如何评论了中国局势等等，这是胡嗣瑗望尘莫及的。陈宝琛是我认为最忠心的人，然而讲到我的未来，绝没有郑孝胥那种令我心醉的慷慨激昂，那种满腔热情，动辄声泪俱下。有一次他在给我讲《通鉴》时，话题忽然转到了我未来的‘帝国’：‘帝国的版图，将超越圣祖仁皇帝一朝的规模，那时京都将有三座，一在北京，一在南京，一在帕米尔高原之上……’他说话时是秃头摇晃，唾星四溅，终至四肢颤动，老泪横流。”

　　郑孝胥曾有个著名的“三共论”：“大清亡于共和，共和将亡于共产，共产则必然亡于共管。”当然，他所说的“共产”是指国民革命。用溥仪的话来说：“他认为中国老百姓不用说，连做官的也都无能，没出息，中国这块地方理应让‘列强’来开发，来经营。他比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更发展了一步，不但要西洋技术，西洋资本，而且主张要西人来做官，连皇家的禁卫军也要由客卿训练、统领。不然的话，中国永远是乱得一团糟，中国的资源白白藏在地里，‘我主江山’迟早被‘乱党’、‘乱民’抢走，以至毁灭。辛亥革命以后，他认为要想复辟成功，决不能没有列强的帮忙。这种帮忙如何才能实现呢？他把希望寄托在‘共管’上。”

　　当然，后来日人又把他一脚踢开，那正是因为他不单单依靠日本，而且还得陇望蜀地期望与欧美勾结，而那样，就会干扰日本独吞中国的计划。正因为他手中还握着投靠欧美的底牌，所以有时对日人显得不那么服帖，终于致使自己被以“倦勤思退”的名义于1935年5月失势。三年之后，1938年，他在长春走到生命尽头。他的死，有两种说法，一说为“暴病”，一说为日人毒杀。他是葬于沈阳市东陵区高坎镇七间房村的，生于东南，宦游湘粤，卖身东北，汉奸之名永远地凝冻在他身上了。“终则以贞事一人为节操，以逆时代潮流而动为卓特，由遗老沦为国贼，助桀为暴，身败名裂。”

　　“认贼作父郑孝胥；

　　甘作牛马殷汝耕。”

　　这幅讽刺汉奸郑孝胥和殷汝耕的对联，表达出人们对民族罪人的普遍唾弃。

　　单以一人之得失而论，郑孝胥实在是得不尝失，一入泥淖，人们对他个人才华的评价不能不受牵累。清末民初的文士中，他在书法方面是立门创派的，追随者很有一群；在诗文方面则是诗坛“同光体”倡导者之一，他著有《海藏楼诗集》十三卷，他的诗在当时算得成就最大、影响最广，陈衍在当时作《诗人榜》，第一名空缺，而第二名就是郑孝胥；他对校勘典籍、鉴赏文物样样在行。此外，他绝不是只会吟诗作书的书呆子，他极有经济头脑，又有实际干才，曾任京汉铁路南段总办，后又任上海江南制造局总办，在任广西龙州边防督办时，曾创立边防武建军，对固边起了相当作用。他又是个会把自己的财产盘活的人，在上海入股商务印书馆，在天津投资启新洋灰公司和天津中原公司，还入股办过《世界诚报》，是好几家大公司的董事。

　　你不能说他缺少才干、不能说他天赋不足、不能说他没有主见、不能说他一味守旧，也不能说他一事无成，甚至不能说他生不逢时——实际上，清末民初的中国，正是各种人才竞相展示的大舞台，他什么都具备了，只是在仅仅一点上，然而正是最重要的一点上，他的人生走进一个拐点，这个“点”却是一个原则，是秦侩和岳飞的分水岭。顺带说一下，秦侩也是很有才的，所谓“宋体”字，据说就是他创出来的，后来的人们用其字而不以“秦体”称之，也算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吧。

　　郑孝胥的尴尬也在于此。清亡后他寄居上海十三年，虽由“帝师”而变为布衣，但崇拜他的造访者、求字者络绎不绝，甚至像康有为、吴昌硕那样的前辈宿儒都来亲登其门。1910年，郑孝胥刚到上海，吴昌硕便来请他为自己书写生圹志，作为投桃报李，吴昌硕也为郑孝胥的藏书楼画《海藏楼图》，并为其治印三方。此后，二人交往甚浓。但当他委身日寇豢养的伪政权后，诗坛、书坛都耻于与之为伍，甚至旧时的铁杆好友陈衍、昌广生等，都与他断然绝交。

　　同样，郑孝胥书法在社会上的热度也与此相关。在他自己所认为的郁郁不得志的沪上寄居十三年中，他的书艺达到顶峰，仅卖字一项，收入就不是别人可以望背的。他为1915 年刊印的初版《词源》所题书名两字，收润笔即为500 两白银。他为交通银行题写的“交通银行”四字，润笔为四千两银子。他在为商务印书馆题写馆名时，五个字，每字两千两，计一万两白银，而当商务印书馆要求落款注明“民国某某年”时，这位前清的卫道士怒火中烧，竟当场把写好的字付之一炬。他是前清帝师，帝制是他心里的结，自然容不得“民国”的字样。

　　然而伪政权一朝覆灭，郑孝胥罪名难赎，卖国比任何罪错都令人恶心，郑字风光不再，行情急转直下。上世纪九十年代拍卖市场红火以后，很多沉寂几十年的书画旧作纷纷浮出水面，价位不断上升，然而，郑孝胥的字比之同等艺术水平其他书法家作品的价位，明显低了不少。以2002年同样是对联为例，康有为在广州拍到28600元，于右任在上海拍到79200元，弘一法师在上海拍到300000元，李瑞清在北京拍到22000元，吴昌硕在北京拍到85800元，吴湖帆在北京拍到34100元，沙孟海在上海拍到28600元，而郑孝胥在北京拍到19800元，是最低的。弘一法师4帧镜心一共不足4平方尺，同年在上海拍到500000元，合每尺12、5万元以上，更是郑氏远不可及的天价了！

　　郑孝胥有一部日记，起自光绪八年，止于民国二十七年，计五十六年，近年出版，一套五册，是重要的近代史参考资料。这部书，算是郑氏留在人间的特殊的有用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