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无非锦上添花而已

　　■朱东旭（安徽）

　　有些文人，既在文史哲等艺术方面出类拔萃，学问做到大“家”境界，同时还能书一手精妙书法，两者均有超人之处，很多人还在书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这类文人才称得上文人书法家。

　　隋唐初，欧阳询精熟“三史”；李邕有“文章天下一书家”之誉；李阳冰被世人称之“一代大手笔”；张旭、贺知章、包融、张若虚文章天下，时称“四士”，这些名家大儒个个能书，在中国书法史上也都占有一席之地。颜真卿在唐开元二十二年（734年）登进士第，文书俱佳，其《宋州八关斋报德记》和《祭侄稿》其文何等精妙悲慨；柳公权于唐元和三年登进士科，工诗文，且出色，曾与杜牧、刘禹锡、李商隐、白居易等人相交。其联诗“熏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被文宗激赏称其有“子建七步，尔乃三焉。”

　　综观中国历代，至少从秦汉开始，接后的隋唐宋元明清直至民国，像以上文章学问和书法家集一身的书法大家非常之多。虽说其中有些文人书法之名被文章学问盖世，但奇怪的是，更多文人书法家无论生前死后却又因书法得势获名，其理何在呢？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文人书法家针对这种现象既深感“愧耻”、“不屑”，却又无可奈何之势，与文人书法家的价值观很有关系。

　　分析文人书法家对世人称他们书法家，忽视其原本以文化学者身份入世成名，内心深感尴尬与不堪的情坏，说深一点，就是世人对他们文章学问淡忘和漠视。

　　文人书法家具备很强的专业学术知识，始终相对限制在一个较窄的学术圈内，知者自然稀少，而书法作为日常书写性，只要初识汉字的人，就能写字，一直作为很强的“普世性”，带着消闲和娱乐的文化范畴，民众接受力自然容易。但又不可否认，其中最重要一点，那就是文人书法家“重文轻书”的观点却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勿容置疑，重要原因在于，自汉武帝在董仲舒的鼓动下，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学”后，儒家学术有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核心思想，一直成为中国统治者作为治国准则，“文以载道”作为经世哲学，仕途经济的阶梯，千百年来在中国形成的“官本位”思想特别严重，随着隋朝开创科举制，想要入仕做官，升官发财，文章成为“王政之道”唯一途经，读书人自然要拼着老命通过科考中举中进，然后为官员。请看，书法史上那些书法名流，谁不是凭着三篇文章（秀才、举人、进士）进士及第？就连那些科场屡次失手的书法寒士，最后也不得不千方百计讨好官员，以期举荐让朝庭赏他一个官职，才能混世传名。

　　自古“文章天下事”，书法作为工具，无非锦上添花而己。

　　另外一个原因，中国文化人自古心存一个崇高心结，那就是人生在世，虽“白马过隙”但也要“雁过留痕”，要想一生所谓的“立言、立世、立德”文章事迹传至后代，唯一途径就是著书立说。

　　东汉后期纸张的发明和运用，文人学者的著作，更利于流行刊发在世，“著书立说、流传百世”观念更加深人心。比方古代最早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诗经》再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均可以通过契刻（木石，活字）和现代印刷技术不间断地获得重印机会，成为普世人类的文化遗产。

　　书法作品，尤其草书作品肯定不可能通过复制和抄写能够流传的，比方李白一生写了那么多诗，有几幅诗文手迹保存下来？唯一一幅石刻手迹，也属真假难分。

　　现在我们也亲眼目睹为数不多古代书画家，留在纸绢上的点滴墨迹，其命运最终也很难逃脱时空消溶，何况世人收藏书法绘画作品，除了把玩、炫富，更多则要以艺术品作为经济保值，或待机出售，藏品一定要真迹，契刻作品和印刷品肯定无人问津的。

　　话说回来，随着现代社会书写工具千变万化，打字机、电脑打字、口语录音等各种现代高科技书写汉字方法代替手脑，很多读书人已经走到“提笔忘字”时代，就是很多深层次的学术文化，也逐渐被人工智能代替，只要在互联网络点击显示需要东西，人工智能就可根据指令要求，给你一个完美的答案。面对现代大环境，文人字和稀缺性的文人书法家，必将逐渐消失在书法历史的舞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