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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眼光三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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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22-06-28 10:29作者:钱念孙来源:中国艺术报

  东晋大画家顾恺之擅长画人物,有时数年不点眼睛。人问其故,他答道:“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此处的“阿堵”是六朝人口语,意为“这个”,句中指眼睛。全句是说:四肢画得美丑,无关紧要,传神写照的妙处,重点在于画好眼睛。这则艺坛佳话流传颇广,随后还衍生出画龙点睛的典故,产生点睛之笔、破壁飞去等成语。与绘画注重眼睛传情表意的神韵一样,收藏也讲究眼光高低的作用和品位。收藏界有“掌眼”“铁眼”“打眼”“迷糊眼”等种种行话,都是强调眼光对收藏具有非同小可乃至成败攸关的意义。笔者于读书做学问之外,爱收藏、喜鉴赏,前日与藏界朋友聊天,脱口说出收藏眼光三境界的感悟,颇得认同和称许。兹略陈拙见,与同好共享并期待指教。

  

一、真品境界

  在古玩艺术品收藏领域,真正能够做到去伪存真远非易事,需要长期钻坚研微,积累经验,庶几可以穿过种种障眼的迷雾,不断提高识真辨假的眼力。

  

  所谓真品境界,就是通过辨别真假,达到去伪存真的目的。这对于一般商品非常容易做到,它必须标明生产单位、出厂时间、内在成分、分量价格等,如有虚假不实,工商等有关部门会予以查处,消费者如发现举报,可获得退赔以至加倍赔偿。但对于收藏艺术品来说,这一套则完全行不通,它奉行的是另一套售卖规则。不论是琉璃厂、潘家园等各地售卖古玩艺术品的门店和地摊,还是像嘉德、保利这样颇有声誉及风起云涌的拍卖公司,其展拍艺术品所标明的作者、年代及品质等,都只具有参考价值,而并不保证其信息的完全真实可靠,更不承担由此引起的赔偿及法律责任。几乎所有古玩艺术品拍卖机构都会在拍卖图录上印有特别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品质及价值,对拍卖标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竞买人应亲自审看拍卖标的原物。”由如此“行规”所决定,收藏古玩艺术品的第一要务,就是藏家要有眼光,要能够鉴别藏品的真假并判断其价值。

  

  然而,这说起来轻松,做起来却并不容易。以鉴定明清书画来说,你不仅需要了解和掌握源远流长的中国书画史,特别是明清书画史的背景知识,还要对心仪书画家的师承来路、个人风格、创作历程,以及不同时期的艺术特色等了然于胸。知道这些,只是初步具备入门的资格,还难以步入或者说不能轻易迈入市场实战,因为收藏市场表面看来波澜不惊、温文尔雅,实际上暗流涌动、波谲云诡,这突出表现在书画造假之风古已有之,于今尤甚。你所领略和知晓的书画史知识,心仪书画家的创作风貌及特点等,摹仿造假者可能懂得更多,钻研更深,仿品许多时候就是奔着你的“知识点”而来,让你一见便怦然心动,以为遇到“捡漏”的良机,实际落入“上当”的陷阱。

  

  为减少和避免交纳高昂的“学费”,就需要进一步提高明辨和洞悉真伪的眼力。这包括对意欲收藏的书画作品,不能满足于一般的泛泛了解,而要深入吃透其布局、造型、笔墨等艺术品貌,对书画家用纸、运笔、施墨的习惯,以及题字、落款、印信的种类及细节等也要悉心体察。不仅如此,还要探寻和明了书画造假作伪的路数和方法,如利用现代投影技术或玻璃影拓等手法,对某位或某几位书画家的作品反复临摹描绘,直至熟能生巧,逼近真品,以至真假难辨之境地,再用老旧宣纸或染色处理的纸张“创作”,辅以印章仿制、老旧印泥、虫眼蛀蚀、烟渍水迹等手段,让你难免“大意失荆州”。

  

  书画造假者,还时有利用旧书画作伪的现象。北京徐悲鸿纪念馆里,藏有清初名画家高凤翰的《竹菊图》,该条幅右侧画坡石,丛菊盛开其上,石下墨竹挺秀,竹梢末端露雁来红,左上方题诗一首,并落款钤印。此图上方用墨笔写着:“题字全部剜去”“红叶去掉”,左下角的闲章也被墨笔勾去。显然,这是要将高凤翰的题跋、印章和雁来红全部剜去,让经验丰富的裱工接上同色纸张,然后改题画风相类的明朝大画家徐渭(青藤)或陈淳(白阳)的落款,加盖相应假印章,以便牟取高额暴利。徐悲鸿当年买下此画,并保留作伪者墨迹不予清除,想来既是对高凤翰此图艺术风格的喜爱和欣赏,也包含将书画作伪伎俩曝光于天下,以提醒后人注意的苦心。

  

  利用旧书画造假,除了挖款、改款、挪移题款、长卷分割等手段外,更多是将一些无款之作添上某名家的大名,或者对已有题款稍加改造而提升其市场价格。清初“金陵八家”之一的邹喆,曾临摹明代著名画家沈周的山水,画芯署款“癸巳午月临”。作伪者把“临”字刮掉,偷梁换柱添上“题”字,再加上“沈周”的伪款,使一幅邹喆临摹前人的画作,变身为上有邹喆题跋的“沈周”大作了。这类作伪之事,在古书画收藏领域远非少见。如清末民国时期的苏州著名收藏家兼书画家庞元济(莱臣),就曾把一些明朝画家所画带有宋人格调风味的作品,添上马远、夏珪、文同等款识,卖给国外画商,今天某些西方博物馆里陈列的中国宋、元、明古画,不乏此类“大作”。

  

  当然,书画作伪情况有时比较复杂,历史上的代笔书画就真伪掺杂,颇难简单断案。有的书画家闻名遐迩,应酬不过来,便请同好或弟子代笔。如文徵明就有不少代笔书画传世,他给学生朱朗的信中写有:“今日无事,请替我了一清债。”类似的情况,在董其昌、王时敏、王原祁、金农等不少名家身上都不同程度存在。浙江博物馆所藏的董其昌尺牍册中,便有他亲笔墨迹:“暑天酷热,在家不便待客作画,如有沈子居的画便可送来,我愿签名署款”。还有少数书画高手仿制前辈名家之作,本身不乏较高的艺术造诣和收藏价值,如张大千成名之初摹仿石涛的作品,大画家兼大收藏家徐悲鸿、黄宾虹等都曾上当受骗。凡此种种表明,收藏市场的深潭大泽,既有炫目徘徊的天光云影,也有潜伏涌动的暗流漩涡,热衷此道的收藏者需倍加小心谨慎。

  

  各类古玩艺术品造假手段五花八门,高招迭出。媒体数次报道,曾有玉器、瓷器等仿古者,骗过海关检查和文物鉴定人员的眼光而将其视为真古董扣押。作伪者无奈之下,只得把自认高明和权威的鉴定者带到作坊现场,让其目睹大量同类假古董的成品和半成品,了解制作过程、手段、工具及做旧办法等,这才得以免除“走私文物”的处罚,使扣押“文物”得以放行通关。这说明在古玩艺术品收藏领域,真正能够做到去伪存真远非易事,需要长期钻坚研微,积累经验,庶几可以穿过种种障眼的迷雾,不断提高识真辨假的眼力。

  

二、精品境界

  既然收藏,固然也要有一定的数量,但更重要的是具有一定的质量和品位,最好要有压箱底的“重器”或曰镇宅之宝,否则,仅仅是普通旧物或一般字画的收罗,不过充当“旧货铺”“杂货摊”而已。

  

  如果说真品境界着力于辨别藏品的对与不对,主要解决“真”与“伪”的问题,那么,精品境界则主要判断藏品的好与不好,重点区分“精”与“粗”的问题。所以谈此话题,乃是或多或少介入当代书画创作和书画收藏,累积了一些不吐不快的直观想法。

  

  曾与几位书画家一起受邀参加一个颇有声望的公司的笔会,大会议室里早已笔墨伺候,德高望重者“开笔”后,各人便兴会淋漓地挥毫起来。不到两个时辰,有的书法家竟比刷墙还快地创作出二十来幅行草书作品,有的画家也神速地画出四五幅大写意花鸟。还有次拜访一位时誉颇隆、头衔颇高的书画名家,只见大画室的一面墙上依次排满七八幅画了大半的同一构图和造型的作品,一位打下手的年轻助手拿着画笔站在一旁。见我面露惊讶之色,画家笑着解释说:“没办法,画商钱都预先付了,后面还有几个单子,只得赶一赶。”客观地说,上述书画家功力都达到一定水平,有的甚至可谓较高水平,但如此创作出来的作品,确实无法充分反映和代表其水准,只能降格以应酬之作、敷衍之作、潦草之作名之。与其说这是社会浮躁和逐利的沙尘席卷文艺界的表现,不如说文艺界的某些文艺家自身也是吹扬和鼓荡浮躁与逐利沙尘的风口。

  

  从收藏的角度看,这类作品虽然不存在辨别真伪的难处,属于掌握确凿来路的“一眼开门货”,但留一两张或少数玩玩可以,大量收藏似大可不必。因为不论是书画或其他各个艺术门类的创作,也不论是书画收藏或其他各类艺术品的收藏,都不应只关注数量而不注重质量。在文艺创作领域,粗制滥造、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向来是被贬责和诟病的不良歪风;而专心致志、锤炼精品、矢志打造经典,才是文艺家不甘平庸、从“高原”攀向“高峰”的阶梯和路径。然而,在艺术品收藏领域,有些藏家似乎只看重名头、数量,而对品位、质量并不留意和考究。笔者接触一些做企业的或经营书画的藏家,开口就是某某美协主席、某某画院院长的有多少张,还有的说最近购入某某名家十幅八幅、甚至三十幅五十幅等,拿出一展示,基本都类似上面所谈的敷衍、草率之作,好一点儿的不能说没有,但确乎“多乎哉,不多也”。

  

  其实,避开艺术以外的人事因素不谈,主席、院长、名家之所以能够坐上那个位子、获得那样名声,其所依靠的绝不是随意之作的数量之多,而多半在于精心之作的质量之佳。他们苦心经营的佳作曾经入选全国或省级美展书展并获奖,认真之作也确能体现相应的艺术高度。但在市场经济浪潮和社会浮躁思潮的裹挟下,他们往往难以保持艺术的初心、坚守不断求索的攀援之路,而是一步步滑入市场润格的沼泽之中,在按张数和平尺论价、重数量轻质量的泥沼里难以自拔。时下青睐当代书画的藏家和画廊,或者热衷炒作当代书画家的书画商,常常是有意无意间充当和造成这种现象的推手。这是书画家应予注意和警醒的问题,又何尝不是藏家和市场尚欠成熟的表现呢?

  

  比较成熟的收藏家和收藏市场,一般都较为重视艺术精品的搜求和珍藏。酷爱书画的乾隆帝,其位于养心殿边的书房“三希堂”,以收藏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为荣。大收藏家张伯驹见到西晋陆机的《平复帖》,连续数年向末代王孙溥心畬求购而终于如愿以偿。他得知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落入文物商之手,将原购李莲英弓弦胡同的一处占地十三亩院宅出售,以二百二十两黄金收购。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溥仪从宫中盗出的书画文物现身东北市场,北京玉池山房古董商马霁川带回二十余件送故宫博物院,时任院长马衡请张伯驹、张大千、邓述存、徐悲鸿等鉴定。张伯驹出具书面意见,对每一件都特别标明“真”或“不真”,尤其是“精”或“不精”,如“文徵明书《卢鸿草堂十志》册,真”“宋拓欧阳询《化度寺碑》,不精”“明文震孟书《唐人诗意册》,不精”等。对于这批书画,他建议除少数精品外,不必以不菲的资金收购;而对于琉璃厂论文斋老板靳伯声手中的范仲淹《道服赞》卷,尽管价格昂贵,他也竭力主张收购,并对马衡说:“买东西就要这样,宁收一件精品,不收若干普通品。”

  

  不仅古代和前辈藏家重视精品收藏,上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国内艺术品拍卖市场,同样对精品十分看重和追捧。只要将同一书画家的一般藏品与精品的拍卖状况略作比较,即可见出精品的魅力之大和价值之高。2014年,黄宾虹晚年的山水条幅一般20万元左右一平尺,该年中国嘉德春拍一幅宾虹老人92岁题赠章伯钧的《南高峰小景》,约13平尺,以6267.6万元成交,高出估价20多倍。2017年,黄宾虹晚年山水通常在30万元至40万元一平尺,该年嘉德春拍同为他92岁所作、约16平尺的《黄山汤口》,从7200万元起拍,经过持续约20分钟近90轮竞价,以3亿元落槌,加上佣金成交价为3.45亿元。齐白石的作品,二三平尺的条幅一般也就在百万元左右,但其精品如《咫尺天涯·辛未山水册》《松柏高立图·篆书四言联》《山水十二条屏》等,都神奇般在近2亿元、4亿多元和9亿多元之间成交。不只黄宾虹、齐白石如此,还有傅抱石、张大千、徐悲鸿、黄胄、李可染、潘天寿等,藏家和市场对其精品与普品的反映,无不存在较大的悬殊和落差。

  

  当然,这里谈的多是大名家作品的收藏拍卖状况,一般藏家有心无力而难以望其项背,但留意和看重精品的道理是相通的。普通藏家及收藏爱好者,虽然无力触碰重量级藏品,更多关注中小名家及省市级名家的作品,仍需要重点关注其用心和出彩之作。亚明作为“新金陵画派”代表人物之一,性格爽朗,传世作品不少,约十年前一般三四平尺的山水,在南京、合肥收藏市场也就三四万元。当时在嘉德四季见到他一幅超水平发挥的精彩之作《黄山秋云图》,一万元起拍,本以为六七万元可以拿下,不料另有钟意者也颇执著,竟至十几万元才落锤,虽然价格明显偏高,但一直颇为庆幸有缘得到,因为书画家的真正精品是难以简单用通常价格衡量的。林散之草书独步当代,一生所写作品少说也有万幅以上,但他垂暮之年耳聋后与弟子笔谈,曾特别写下“平生得意之作不过那几幅”,可见名家精品之难能可贵。既然收藏,固然也要有一定的数量,但更重要的是具有一定的质量和品位,最好要有压箱底的“重器”或曰镇宅之宝,否则,仅仅是普通旧物或一般字画的收罗,不过充当“旧货铺”“杂货摊”而已。

  

  “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这句谚语比喻宁可少而精,不要多而滥,似乎也值得收藏界记取。

  

三、超品境界

  对艺术品收藏鉴定,既要持慎重的态度,也要有豁达的心态,要有不看或遮蔽名头而从艺术本身衡定藏品意义及价值的眼光、胆识和气概,这样才能在五光十色的收藏市场保持良好的定力和状态,从而行稳致远。

  

  所谓超品境界,就是在信奉和遵循真品与精品境界的基础上,又超越对具体藏品的考索和鉴赏,从更高层次透视收藏的历史和现实,认识和把握收藏市场风云变幻的原委和规律,从而以更好的定力和心态参与收藏。

  

  有一定收藏拍卖经历者都会感到,中国收藏拍卖市场既在整体上呈现快速稳健发展的态势,又在不同时期出现种种变化莫测的风向和热点。约十多年前,嘉德、保利等全国各大艺术品拍卖公司及古玩市场,现当代书画比较受青睐,即便二三流的现当代书画家也不乏追捧者,而对于明清时期的古书画,包括一些美术史上有一定名头的古代书画家的作品,往往都被轻视、怠慢和冷落,“古代卖不过现当代”是较为普遍的现象。有位朋友当时就和我反复说,这是市场的误判和误导,并认定明清时期留存下来的作品存世量相对较少,不论是文化意义还是经济价值都应高于市场热销的一些当今书画家,因而以较低的价格购藏了一些中小名头古代书画家的作品。近几年,忽略和看轻古代书画的情况大有改观,这位朋友出于“以藏养藏”的需要出让几件,其中一件的拍卖价格就远高于他当年购买所有作品的花费。这似乎提醒我们,收藏者的眼光除了能够鉴别具体藏品的真伪和精粗以外,还要有宏阔而深邃的视野理解和把握收藏的实质内涵,于市场硝烟四起的“红海”之外,发现生机无限的“蓝海”。在这方面,收藏市场留下了太多足资镜鉴的波折教训和逆袭经验。

  

  就波折教训言,一些重点注目当代书画的藏家和书画商,前些年争先恐后投资订购国家及省级美协和书协主席、副主席,各级画院院长、副院长的作品,直至把某些在位主席、院长的作品炒到一二十万元乃至三四十万元一平尺的天价。可时过境迁,随着主席、院长换届退位,加上市场逐渐成熟,其书画价格多数断崖式下跌到一至两成仍乏人问津。这种只看重官位及名头大小、不注意实际艺术水平高低的现象,不仅助长了艺术界不安于潜心创作、热衷炒作和争抢位子的歪风,更让不少盲目追随的收藏者惨遭损失而欲哭无泪。与此相类似,艺术品收藏市场似乎总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兴风作浪,一阵傅抱石热或张大千热、一阵黄胄热或李可染热,又一阵黄宾虹热或启功热……伴随每次热点的出现,总有一批鱼龙混杂的相应作品跟随入市,让跟风追潮而缺乏主见和眼力者不知不觉或防不胜防地被挨“温柔一刀”。

  

  就逆袭经验言,由于收藏是人类保存和利用既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的一项有趣又有意义的活动,而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异常广泛丰富,每个时期、每一门类的收藏往往都在犁耙耕耘田垄的空隙和边沿,悄然生长着别有内涵和魅力的佳卉野果,跳出和避开市场聚焦的热门品类之外,发现这些较少被光顾的佳卉野果多半会在竞争激烈的收藏市场走出逆袭成功之路。直至本世纪初,主流收藏目光多投放在书画、瓷器、玉器、家具、古籍善本等方面,名人信札尽管常常更能体现文人墨客的书写本色和风采,但稍大一些的拍卖公司几乎都把它拦在书画拍场之外,而只是放在古籍善本和文献资料类上拍,除极少数有特殊价值者之外,一通信札的价格一般也就在一两千元至几万元之间。但近些年,名人信札市场普遍看好,笔者曾在嘉德拍场有意于淮军将领、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的一页手札,终因争夺激烈而在落槌价13万元之前放弃;还有桐城派大家姚鼐的三四开诗稿,也因拍至20多万元而提前退出。至于2020年10月《胡适留学日记》手稿在华艺国际以1.3915亿元成交,更是名人手札稿本拍卖的翘楚,吾等只可远观而无缘近玩焉。不过,笔者感叹名人手札稿本涨势过快,也庆幸早年留意于古籍善本和书画时,对其情有独钟而有些购藏和积累。

  

  如果说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算逆袭的经验,那么,收藏市场实际上常常蕴含此类机遇,关键是你是否善于发现和把握。且不说每一时期总有一些可能被忽略和看轻的藏品,就是每一次诸如嘉德四季这样从较低价起拍的拍卖,在受追逐的热门藏品之外,往往也不乏“捡漏”的运气和机会。法国雕塑家罗丹曾说:“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这句话对于艺术品收藏无疑也是金玉良言。窃以为,这种“发现”既不是押宝式地随意下注,也并非谁有超乎常人的“先见之明”,而主要涉及对藏品意义和价值的认知及理解。

  

  收藏品的意义和价值,从文化、经济、传承、制作等不同角度概括均可列举很多;不同类别及不同层次的藏品,其内涵和价值又颇有差别而各有其趣和堂奥。就书画及信札类藏品说,其核心要义简言之就两点:写得画得好不好,文化含量高不高。这就是说,书画及信札类藏品的意义和价值,核心是其内在的艺术品质和文化意蕴,其他如作者是谁、名头大小、年份岁月等虽然也重要,似应居次要地位。享誉世界的中国书画收藏大家王己千(本名王季迁),以收藏董源《溪岸图》、武宗元《朝元仙仗图》、巨然《湖山清晓图》、倪瓒《江亭山色图》、赵孟頫《松荫会琴图》、黄公望《陡壑密林图》等一大批稀世之宝闻名于世。他以鉴定家、书画家、收藏家三重身份看待收藏,认为“古代书画只要达到高度艺术水平,作者无论有名无名,作品不管有款无款,均可以视为精品入藏”。他珍藏的五代无款《唐宫乞巧图》、宋人无款《夜宴图》等,都以画艺精湛和内蕴丰赡,被公认为难得的中国古代绘画佳作,前者还是今人了解唐代宫苑楼台亭榭、酒宴器具,以及宫廷仕女张罗乞巧节盛况的可贵资料。

  

  深入细究古代书画收藏,许多似有定评的代表佳作,其实往往均存疑问和争议。如大名鼎鼎的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被《清河书画舫》誉为“天下画卷第一”,乃因宋徽宗赵佶的题签遂成定论,虽宣和以后代有著录,堪称流传有绪,但仍有专家提出颇为有力的质疑。傅熹年在《文物》1978年11期发表《关于展子虔〈游春图〉年代的探讨》,从画中人物头戴的“幞头”、建筑物“斗拱”“鸱尾”的形制,以及与唐代李思训《江帆楼阁图》比较等几个方面,考证《游春图》并非隋代作品,而是北宋一件摹本。又有王去非在《文物》1980年12期刊发《试谈山水画发展史上的一个问题——从“咫尺千里”到“咫尺重深”》一文,从中国画透视发展进程的角度考察,也认为《游春图》的创作时间不会早于唐代。

  

  类似问题在古代书画收藏领域绝非少数,而是举不胜举。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赵之谦集》,第2册载赵之谦致陈宝善的信札,其中写道:“石庵单款对,都中猝觅不得。即双款者,亦极难遇,否则皆赝鼎。完白则百无一真,且其价值骇人听闻。伪者,弟皆不肯买;真者,亦无力得之。”这里所言“石庵”为刘墉,“完白”为邓石如,两人皆为乾嘉时期书坛的台柱人物。作为清末书画大家,赵之谦与他们相隔不过几十年,但当时刘墉和邓石如的书法已经赝品风行,以至赵之谦感叹“百无一真”,由此可以想见当今收藏市场明清书画鱼目混珠的状况。历史上的每次“盛世收藏”,都伴随作伪高潮的兴起。所谓“苏州片”“长沙货”“河南造”、北京“后门造”等,均是对清代及民国时期伪造书画作坊“产品”的专称。大量这类已有年头的老装裱作品充斥市场,加上齐白石、徐悲鸿、傅抱石、林散之、赵朴初、启功等现当代名家的仿品数不胜数,即使有经验的藏家,甚至水平颇高的鉴定家,也难免有“打眼”的闪失。恰如有的识者所说:“那种认为鉴定‘不会冤枉一件真迹,不会放过一件伪作’更是一个口号,在实际中更不可能做到。”

  

  在注重具体书画家的真品、精品及年代、名头之外,也不妨以藏品本身的艺术高度和文化意蕴为着眼点从事收藏,不仅真品精品足以为乐,即便仿品如艺术高超也不足以为病,正如张大千仿石涛的作品亦不乏收藏价值一样。就此而言,对艺术品收藏鉴定,既要持慎重的态度,也要有豁达的心态,要有不看或遮蔽名头而从艺术本身衡定藏品意义及价值的眼光、胆识和气概,这样才能在五光十色的收藏市场保持良好的定力和状态,从而行稳致远。

  

  (作者系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合肥市收藏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