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馆之宝”宋刻本《长短经》展出！上海图书馆东馆中的碑帖名品

　　在上海图书馆的所有馆藏中，碑帖或许是最为耀眼的那一个门类。25万件历代碑帖拓片中，善本有3000余件。收藏品种几乎囊括了整部“中国碑刻史”。其数量之丰富，质量之高超，堪称“碑帖博物馆”。

　　在新馆落成后，上海图书馆便辟出许多展厅用以陈列馆内收藏。在五楼的“石不语——碑帖艺术与建筑文化”的主题展区分为两间陈列室：里屋的碑帖传达了祈福为民的高远理想，外屋的碑帖则关注民间日常的生活。庙堂与江湖，高远与日常，远与近的切换，将观者拉入到历史的回流，窥探到碑帖的两个切面。

上海图书馆东馆展厅现场

　　此外，上海图书馆还在七层“馆藏精品馆”，首展以“典册琳琅”为主题，系统展示从纸间书写到勒石传拓，从古代的雕版，活字印刷，再到近代的铅印、石印等技术更迭下的文化传播之路，从一个侧面呈现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发展脉络。

　　东馆庞大的展出阵容中，在五楼展厅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在古籍与碑帖史上都十分重要的作品，包括隋碑第一《龙藏寺碑》、不同版本的《九成宫醴泉铭》、北宋蔡襄《万安桥记》等等。

上海图书馆东馆展厅现场

　　当然，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便是七楼展出的，堪称上海图书馆的“镇馆之宝”的宋刻本《长短经》。

● 宋刻本《长短经》的递藏路

　　频繁的战乱，加上纸张不易保存，使得宋代刻印流传下来的书籍极少。因此，在古籍收藏中，“宋版本”地位十分重要，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的说法。而在“宋版书”里，则又以北宋刻印的书籍最为珍贵。

宋刻本《长短经》所在展厅现场 ©上海图书馆

　　此次展出的“镇馆之宝”《长短经》便是来自宋代的刻本。人们或许对《长短经》的作者赵蕤不太熟悉，但一定知道他的一个朋友——李白。李白对他极为推崇，曾跟随他学习纵横术，二人并称唐代的“蜀中二杰”，当时有“李白文章，趙蕤术数”的说法。

　　不同于好友李白的积极入世，博于韬略、长于经世的赵蕤避世隐居，唐明皇多次想征他去朝廷里做官，但都被他拒绝了。赵蕤甘愿过着著述立说地平静日子。这部《长短经》便是他撰写的一部经世致用之书。

宋刻本《长短经》在展览现场 ©上海图书馆

　　《长短经》是一部借鉴先秦至隋兴衰存亡，纵论“王霸机权正变长短之术”的杂家类书，多涉及权谋与驭人等内容。全书分文、霸纪、权议、杂说、兵权五类，汇集了儒家、法家、道家甚至阴阳五行等各家的说法，与战国纵横家的思想颇为类似。卷端题“长短经卷第一”。卷首有赵蕤《儒门经济长短经序》，署“梓州郪县长平山安昌岩草莽臣赵蕤撰”。全书共九卷六十四篇，《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称该书“原出于纵横家，主于因时制变，综覈事功，不免为杂霸之学”。

　　那么，这部经卷为何称之为《长短经》呢？

宋刻本《长短经》内页 ©上海图书馆

　　古人将古籍按内容区分为“经史子集”四个部类，“经”为经书，指儒家经典著作；“史”为史书，即正史；“子”为先秦百家著作；“集”为文集，即诗词汇编。《长短经》，顾名思义，便是一部儒家经典著作。按照《四库全书总目》中的说法，其“长短”之名的由来，是因为“辨析事势，其源盖出于纵横家”。纵横家与长短说自西汉时便密不可分。西汉时称纵横之说为“长短说”,长说、短说和一纵一横含义相同,都是说纵横之士从不同角度用不同观点去说服对方的一种方法，十分贴近现实。也就是说，《长短经》中的内容便包含了不同层面的致世哲学。

　　此次展出的《长短经》是目前已知的最早版本，也是宋刻孤本。为避宋真宗的“恒”字，书中镌有“杭州净戒院新印”、“净戒院印”的刊记。虽然曾在宋代被刊刻，但这部书在元、明代很少现世，几乎未曾出现翻刻及抄本，直到清代才有人将它刻入丛书。

宋刻本《长短经》乾隆御题 ©上海图书馆

　　《长短经》曾在清初为徐乾学传是楼旧藏，后传至励守谦，当时正值乾隆诏修《四库全书》，作为《四库全书》的编修，励守谦以馆臣的身份进献书籍，这部书就是他所献书籍的其中之一。我们这位十分喜爱“盖戳”的乾隆帝，当然也不会“放过”这本稀世孤本。他于乾隆三十九年在《长短经》上题下了四首绝句。

书页中，翰林院编修励守谦字样 ©上海图书馆

宋刻本《长短经》内页 ©上海图书馆

　　清光绪十三年，《长短经》为翁同龢购得。他赞叹这本书“宋刻之极佳者”，但书商却开价八百金，翁同龢最后以三百五十金“巨资”购得。此后，这部书便一直珍藏在翁氏家族之中。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翁同龢后嗣翁万戈旅居美国，将包括《长短经》在内的一批古籍善本也带了过去。2000年，翁万戈转让这部书，《长短经》才落叶归根，回到了祖国，入藏上海图书馆。

　　千年流传，辗转漂泊，《长短经》重回故国，想必亦算是得其所吧。

● 隋碑第一《龙藏寺碑》

《龙藏寺碑》在展览现场

　　本次展出的《龙藏寺碑》是清初黄云旧藏的明初拓“张公礼未泐本”，是传世年代最早、存字最多之本。该碑于隋开皇六年（586），隋恒州刺史鄂国公王孝仙，奉命为劝奖州内士庶万余人修造龙藏寺而刻立。张公礼撰，无书者姓名。碑现存河北省正定县隆兴寺。关于此碑的作者，历代文人曾展开过无数的猜测和想象，欧阳修便认为撰者即碑末署名的张公礼。

　　它不仅高大庄严，而且书法艺术上被誉为“隋碑第一”，是魏晋南北朝书法艺术的集大成之作，也是研究佛教文化的重要文献。碑文从崇佛下笔，既谈了修行的途径，又驳斥佛乃虚妄之说，最后还描写了恒州刺史王孝仙奉命改建龙藏寺的故事。全碑阳30行，行50字，约1500字，碑阴题名五列，左侧题名三列。其书法瘦劲宽博，方整有致，具有生涩古朴之美，古拙幽深之趣。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称颂曰：“《藏龙寺》足继右军，皆于平正通达之中，迷离变化而不可思议……逊其淡远之神，而体势更纯一。”

　　《龙藏寺碑》它上承南北朝余风，下开初唐书法诸家先河，被康有为誉为“此六朝集成之碑，非独为隋碑第一也”。隋朝保留至今的石碑，在中国只有3块，以这块记录了历史的碑最完整。 隋朝虽较短，可是在文化上作出了新的成就。隋朝承袭了魏晋的馀风和六朝的风格，理清了书法用笔与结体之理，作了一番大加工，篆、隶销声匿迹，惟独楷书盛行于世，楷书成为一种极其规范化的标准书体，它开创唐朝正书的先河，对唐朝写正楷的一派影响最深。有人说它为《九成宫》、《孔子庙堂碑》开了先河，有人说此碑为褚遂良、薛稷书法风格作了铺陈。可以说唐代书风在此已初露端倪，唐代书法是隋朝书法的直接承传。

●“天下第一楷书”《九成宫醴泉铭》

《九成宫醴泉铭》在展览现场

　　唐贞观五年（631），太宗皇帝李世民命令修复隋文帝之仁寿宫，后改名为九成宫。第二年，太宗皇帝来到九成宫避暑，在游览宫中台观之时，偶然发现一汪清泉，欣喜之余，便下令由魏徵撰文，欧阳询书写，于贞观六年（632）刻碑。当时的欧阳询已经76岁了，书法功力十分深厚的他又是奉敇而作，自然十分用心。《九成宫醴泉铭》被后世誉为“天下第一楷书”或“天下第一正书”。此铭笔力刚劲清秀，结体险绝瘦峻，既得北碑方正峻利之势，又有南帖风姿秀雅之韵，故历代推为学书之正途、初学之典范。诸如“正书第一“唐楷之冠”“翰墨之冠”“楷书之极则”等美誉纷至沓来。后世科举考试写字的取法都以欧体为考卷之准绳，足见此书影响力之深远。

　　值得一提的事，《九成宫醴泉铭》不仅是一部书法碑帖，它叙述了“九成宫”的来历和其建筑的雄伟壮观，歌颂了唐太宗的武功文治和节俭精神，介绍了宫城内发现醴泉的经过，并刊引典籍说明醴泉的出现是由于“天子令德”所致，最后提出“居高思坠，持满戒盈”的谏诤之言。此外，九成宫的建设也反映了贞观年间的建筑方针和设计理念。“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衰，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虽然尘封已久，九成宫醴泉铭所记载的工程建设理念在现代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令人遗憾的是，立碑未久，即为爱好欧书者捶拓，拓本当时已不易得。其后年经代远，捶拓者纷至沓来，碑字乃损泐漫漶。所以，碑石因年久风化，加之捶拓过多，断损严重，并经后人多次开凿，浅者深之，疲者肥之；久而久之，几乎无一笔不凿，以致笔画枯疲，锋芒全失。现碑座已经破损，碑首与碑身一体，存于陕西麟游县博物馆。

　　《九成宫醴泉铭》有许多拓本，除了此次展出的拓本外，还有宋拓明驸马李祺本，清初高氏重新装裱。1956年，张明善将其捐献给国家，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 北宋蔡襄《万安桥记》

　　洛阳桥原名万安桥，横亘于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洛阳镇洛阳江上。由于洛阳江入海口过去称为万安渡口，所以当地人又称洛阳桥为万安桥。洛阳桥是北宋泉州太守蔡襄倡建，于北宋皇佑五年（1053年）开始动工，历6年8个月竣工。桥建在江海交汇处，水阔浪急，工程非常艰巨。当时的劳动人民创造“筏型基础”来建造桥墩，并发明了“殖蛎固基”，以固桥基。使往来行旅“去舟而徒，易危为安”（碑文语）。

北宋蔡襄《万安桥记》在展览现场

　　洛阳桥规模宏伟，原长1200米，阔5米许，桥墩46座，桥栏柱500根，石狮28只，石亭7座，石塔5座。现存桥长834米、宽7米。残存船形桥墩31座。洛阳桥附属文物很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桥南的“忠惠蔡公祠”内，蔡襄自撰亲书的《万安桥记》碑，此碑不仅书法端庄沉着，而且文字精炼，工刻细致，誉为文、书、镌“三绝”。

《万安桥记》局部

　　此次展出的《万安桥记》便是这件。《万安桥记》全文共153字，用楷体书写，记载造桥的时间、年代、桥的长宽、花费的银两，参与的人物等，分刻在两石碑上，每碑高2.89米，宽1.46米，厚0.3米，碑字分为6行，每字长18厘米，宽15厘米，现存碑刻有二，一为损毁后，于1963年摹拟原作重刻；另一为北宋原刻，原露天崖刻于岸左，宣和间（1119－1125年）由在泉州任市舶司后为知州的蔡襄曾孙蔡桓拓本重刻立于祠内。《万安桥记》碑为洛阳桥增辉不少。

《万安桥记》局部

　　从书法的角度来看，蔡襄不是一个开宗立派的大师。总体上看，他的书法还是恪守晋唐法度，创新的意识略逊一筹。但他却是宋代书法发展上不可缺的关键人物。他以其自身完备的书法成就，为晋唐法度与宋人的意趣之间搭建了一座技巧的桥梁。蔡襄传世墨迹有《自书诗帖》、《谢赐御书诗》，以及《陶生帖》、《郊燔帖》、《蒙惠帖》墨迹多种，碑刻有《万安桥记》、《昼锦堂记》及鼓山灵源洞楷书“忘归石、”“国师岩”等珍品。

　　尽管蔡襄书法宋朝举国上下都十分珍惜，但由于他颇自惜，不妄为人书 ，所以传世作品较少。今日能在上海图书馆东馆的展览中一睹真颜，不得不说是一件幸事。

【后记】

　　“石不语”，那些在历史中被刻印在石头上的文字，以无言的姿态，在千百年中无言地诉说着。在其中，我们看到那些亘古不变的朴素日常，看到身居庙堂的高远理想，看到碑帖那由黑与白演绎出的动人心魄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