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边的现代性——徐渭大写意的创作启示

墨葡萄图轴（中国画）　徐渭

　　徐渭——一个中国古代的文化奇人。其人奇于诗，诗奇于字、文、画，尤其在中国写意绘画上影响卓越，是泼墨大写意绘画的创始者。虽然徐渭山水、人物、花鸟、竹石无所不工，但他以花卉最为出色，特别是墨写的各种花卉，不仅开创中华一代画面，也留下“以写意为本”的精彩画论。徐渭的写意作品也让后人看到，有关中国画创作的革新贯穿整个时代的演变进程，伴有不断涌现的先贤为后人的艺术创作提供参考、借鉴。5月18日至21日举行的“全国美术高峰论坛·绍兴暨徐渭诞辰500周年纪念”论坛中，来自美术理论界的专家学者以各自的角度阐释与之相关的话题。论坛由中国美协、浙江省文联、绍兴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浙江省美协、绍兴市委宣传部、绍兴市文联、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承办。

　　以墨写诸花，以画入诗书。虽然徐渭科场蹭蹬，人生磨难不断，却依然气度豪达、理论犀锐。正如他在《墨牡丹》中慨然写道：“五十八年贫贱身，何曾妄念洛阳春？不然岂少胭脂在，富贵花将墨写神。”墨牡丹作为徐渭的开创，见于其《杂花图卷》。徐渭在这件长卷上自右向左，依次绘有牡丹、石榴、荷花、梧桐、菊花、南瓜、扁豆、紫薇、葡萄、芭蕉、梅花、水仙、竹子13种花卉蔬木。然而“竹可墨、梅可墨、幽兰可墨，但富贵牡丹如何墨。徐渭在这里将自己比作了牡丹，将自己的多种沧桑化身为墨色牡丹。他的笔墨是对中国写意绘画的重要开启。自此始，中国绘画的笔墨成为一种直接的、自足的写意语言。”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协副主席、浙江省文联主席许江说。徐渭将草木的形体凝于笔中，以生动的墨变发其风神，在笔墨挥写的生动性里，展现了本己的身体的感知方式，形成一份独立不羁、屈曲狂放。反观当代写意花鸟画创作，其背景依靠的仍然是这种传统。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乔宜男认为：“尽管如今的写意花鸟从传统面貌到当代面貌再到个人探索一应俱全，然而不管是坚守传统还是在形式语言上进行新的探索，大家都认为当代花鸟画的发展必须继承传统进行创新：一是要基于传统的样式，二是象征性的寓意，三是对诗书画印基本组合方式的再理解。”

　　徐渭作为从根本上完成大写意绘画变革的大家，以水墨为主的绘画重神韵、重笔墨，作画自称为“戏”，无功利、无目的，也不在乎技巧，笔墨大刀阔斧、纵横跌宕，把水墨大写意花鸟推向书写内心情感的世界。“大写意尽管可以得意忘形，却很难做到忘我。徐渭的酣畅淋漓，可以让人感受到他如痴如醉的状态，以简练的笔墨书写精神表达、万物生命。”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委员杨大伟说。

　　不同其他画家的以书入画，徐渭的书法非常杰出，他以画入书，书写的同时也兼顾着画面。在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王赞看来，徐渭的以画入书非常具有现代艺术的排他性。就像他在《墨葡萄图轴》中的布局，左上书法依着葡萄藤的动势斜着向下排列，把画法的笔法用在书法当中。在王赞运用数字技术对《墨葡萄图轴》的比例等分分析中，也得到了看似不均衡画面下隐藏的等分因素，他说：“一旦触动了‘一画了法’的‘禅意’偈语，超越时空的经典法则即被证明出来。”

　　这种禅意也形成了极简的意趣，同时也是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突出特点。“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对于禅意的表现往往有几种类型，其中简约、荒寒、孤寂、冷峻、生拙等意象展现出文人笔墨的精神指向。明清之际的画家中徐渭、八大山人、弘仁、石涛等人的创作可见其远离尘世的禅境表现，在徐渭的绘画中常可以看到这种精神表达。 ”王赞认为。

　　400多年前，徐渭用墨在纸上不断涂抹、再画，在思路的肯定和否定之间摇摆，使得后人时常看不清他画的到底是什么，就像贾科梅蒂在雕塑时不断塑造、抹平，寻找时间的不确定性。浙江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教授李普文在论及其《杂花图卷》艺术心态时说：“徐渭正是一个善鸣者，他不仅以文辞鸣，而且以笔墨鸣：‘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尽管这种涂抹看似具有不确定，但并未影响徐渭对绘画主题的发挥，徐渭这种将时间性纳入绘画中的不确定性使得现代美学特征在他身上得以体现。回到写意花鸟画，当代画家不仅有所继承，也有所创新，“当代大写意花鸟画创作，在形式方面更注重视觉观感的冲击力，在内容方面更注重个性的表达，对个人风格个性强烈的徐渭作品便有了更多的借鉴吸收。”西藏大学在读博士赵文琪说。而在乔宜男看来，其创新表现在对生命意识的展现。传统写意花鸟画家在两宋时期被生活美所感染，尽量客观地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到了元明清时代，画家借物抒情表现个体趣味。当代花鸟画家把情感升华到对物种和生命群体的关注，并把它升华到对生命的思考。他说：“当他们把目光投入到自然中时，就摆脱了功利与狭隘的生命意识，从而上升到更广阔的生命哲学点，这种视野不仅仅是对自然的保护，更是民族自身强大的文化意识。”

　　“早期艺术家建构的范式为青年一代的开拓提供了非常好的机遇，在如今多样化选择的时代，个人很难占领高地，因此需要集体的自觉和不懈的探索，时代气质成为考验艺术家的条件”，中国美协美术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孔新苗说，“任何作品都有主题性，但我们今天强调的主题性创作显然要在语境深层的意义上去理解，在特定的环境下生产意义。”就像新中国成立后主题性中国画创作，其是否构成主题与社会主流的接受有很大关系。“中国美术的现代性进程构建了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内涵，新中国、新生活、新人的形象构成了中国美术的现代性，表现主体性是中国现代美术的基本特征。”孔新苗说。不管是潘天寿具有现代性的花鸟、还是20世纪50年代一些画家等对劳动场面的速写，与传统相比，这一特点都非常鲜明。

　　绘画思想跟随时代的更迭发生新的转化，就像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孔令伟认为的，如果把徐渭艺术的历史尺度和空间进行放大的话，徐渭所开辟出的大写意，到今天反而得到了延续和拓展。尽管西方学者高居翰认为写意艺术是中国画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我们回到中国艺术的内部进行探讨，会发现写意不但没有衰落，真正流行的艺术恰恰是大写意的艺术、流行的现代文化恰恰是大写意的文化。“艺术作品给不同时代的人以解读性，就像徐渭这样的艺术大师的作品给后人的解读空间非常大，在现代性上也具有意义——无边的现代性。”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郑工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