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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动态

关于线装书纸匣装收藏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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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21-07-07 08:36作者:肖伊绯来源:收藏快报

 

 

《中国文字之原始及其构造》,一部两册,均为线装本,外配纸匣

 

  ■四川成都 肖伊绯

 

  众所周知,作为中国古籍的主要装帧形态——线装书,通常都配有函套,以此保护书籍,便于陈设。

 

  函套通常为布面(内衬硬纸板),左右对开,根据线装书的长宽尺寸及厚度订制;在书的“天头地脚”处,函套往往前后开敞,不完全封闭。

 

  当然,这是惯常款式的函套;也有锦面、绸面,以及“封天覆地”全封闭式的函套。

 

  至民国时期,各类石印小说、通俗读物大为流行,还出现过纯粹纸板制作的线装本纸函装,不过函套的样式依旧,只是将制作材质简化为不覆盖布面的硬纸板罢了。

 

  然而,线装书纸匣装的设计,却不多见。使用类似西洋书籍精装本的纸匣装,来装配中国线装本,无论如何,不但看上去不够协调,而且也并不适用。无论是迟至晚清民国,还是直到如今的21世纪,线装书纸匣装都不符合常规,亦不常用。

 

  因为线装书一般用纸为较为轻软的各类竹纸,即便民国时期开始使用质感较为硬脆的机器纸,可总体而言,无论何种用纸的线装书一旦置于纸匣之中,取用都不太方便。线装书往往难以轻松插入纸匣,即便插入,也难免会磕卷页边。从书匣中取出线装书,也颇为不便,稍有不慎,更容易因拖拉动作而损伤纸页。

 

  如此看来,线装书纸匣装这一设计,对书籍非但起不到保护作用,反而还会因之而损伤,给存取书籍都带来不便。

 

  就笔者眼力所及,纸函或纸盒装的线装本,民国时期尚有成例。可纸匣装的线装本书籍,却着实难得一见。近两三年间,笔者着力考察民国时期的书籍装帧,有幸获见一种线装书纸匣装的特例,应为国内首创者。此书名为《中国文字之原始及其构造》(见图),一部两册,均为线装本,外配书匣;这样的书装设计目前仅见此例,可称为中国出版史上,尤其是书籍装帧史上的“孤例”。

 

  其实,此书笔者曾寓目多部,但有数次所见者,均未见有装配纸匣。想来或因年代久远而自然损佚,或因书籍原藏者感到取用不便,而将原配纸匣弃置所致。可迭经考察,过眼过手实物多部之后,发现事实并非全然如此。

 

  原来,此书于1930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至1933年5月第一版、1935年7月第二版。此书初版本反而未配纸匣;欲求纸匣装全套者,非得再版本不可。那么,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不妨先仔细观察此书再版本与原配纸匣的特征。

 

  此书一部两册线装,外配纸匣有活动纸扣,一经插入,即可将纸扣随之置入,完全封闭。

 

  纸匣封面印有书名、著者名、出版社名,并在这三者之间正中部位印有一醒目标识,为一地球形图案上镌商务印书馆馆标,此球形图案外罩一环形光带纹,光带纹上印有“星期标准书”字样。纸匣底面的荐书者胡朴安之“荐语”。

 

  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星期标准书”系列图书,是以“名人荐书”为号召的,以定期推出名人所荐新书、定期给予限时优惠售价的书籍营销模式,距今已有80余年的历史。

 

  在日出新书数量与质量均可保障的基础之上,商务印书馆从1935年10月开始,创立了“星期标准书”的商业模式,以“名人荐书”的方式,每个星期都向读者推荐一本商务所出版的新书。而读者在指定期限内购买“星期标准书”,会得到打对折的优惠(后来改为七折)。由于是限时优惠方式(荐书当月执行优惠价,过时将恢复原价销售,详见《商务印书馆星期标准书发行概况》,1936年印制),这对推动新书销售无疑是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为区别经营、精细管理,商务印书馆方面对“星期标准书”的品类识别方式主要有两种,一就是无论精装本、简装本,一律外覆印有醒目标识的封套;二是统一使用粘贴于版权页上的标识小票。可以试想,由于是限时优惠方式,上述两种品类标识,也将在该书指定优惠期限之后,或撤去封套,或撕除小票,再行恢复原价销售。或许,也正因为如此,“星期标准书”的封套与小票存世并不多见,二者的实际使用状况也一直鲜为人知。即或有购得“星期标准书”的读者,当年确实将封套与小票都保存下来,但因年代久远,历经80余年的自然、人为消耗与毁损,总是难得一见的。

 

  笔者曾经按照《商务印书馆星期标准书发行概况》的记载,详细查阅了书中罗列的第一批33种“星期标准书”的装帧与标识情况。在第一批“星期标准书”中,唯一为线装本的《中国文字之原始及其构造》一书,由于当时此书初版本已经售罄,存量只有再版本,即第一、第二版。故在装帧设计上只能加诸于再版本,初版本自然不在配制标识之列了。

 

  而线装本如何配制“星期标准书”标识,恐怕当时也是令商务印书馆具体操办者颇感为难的。

 

  因为无法像普装本和精装本书籍那样加装封套,如果只加贴标识小票又恐脱落或漏贴,为谨慎经营起见,亦为有所创意起见,商务印书馆方面竟摹仿西洋书籍精装本配装纸匣的成例,为这一部线装本书籍特制了纸匣装。

 

  或许是因为印工费时费力,成本亦随之攀升;或许是因为取用不便,读者有所反映,在随后的“星期标准书”选取中,再未出现过线装本书籍入选的情况。

 

  据了解,“星期标准书”的运营于1938年9月左右终止,目前所知的共计100种“星期标准书”中,《中国文字之原始及其构造》一书,确为其中唯一的线装本书籍,也是唯一配装纸匣的一种。

 

  时隔80余年,《中国文字之原始及其构造》一书,无论初版还是再版本,存世皆不算多。加之纸匣外包装不是书籍本身,少有读者对其加以精心保存,故而在年久散佚、人为弃置或自然毁损等客观因素之下(且初版本本就没有配制纸匣),这一线装本纸匣装的特例能完整保存至今的,自然是少之又少了。

 

  当然,也正因为如此,更值得研究中国近现代出版史的学者,以及专门从事书籍装帧的出版业专业人士予以充分重视、详加探研。毕竟,这样的特例,即便是在出版日益繁荣、图书设计新意迭出的今天,也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