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两次题写，老匾的书法更胜一筹？郭沫若水平如何？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征和风骨，每一代人也有着自己的独特的精神和文化。如果想要洞悉一人的性格，从其作品出发便知一二。当我们现在游览故宫的时候，牌匾上写着的“故宫博物院”字体潇洒，富含勃勃生机，这是郭沫若先生在建国时为故宫题写的匾额。

　　从字体上看去，我们便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郭沫若内心的激动，这是对新中国地殷切向往，是打破浮尘过往，迎接新朝阳的气魄。对于郭沫若，我们都不陌生，他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文学家、词人，不过他的一生不仅在散文、诗歌中度过，也同时对历史和考古颇有研究。由于正好处于晚清、民国时期，他的作品都带着坚韧不拔的奋斗气息，且含有对生命的思索和民族观。

　　因此，当1971年郭沫若被邀请题写故宫匾额的时候，他也将自己一贯的自由风格融入其中，以行书书写“故宫博物院”，想借此给这个紫禁城换上一副新面孔。这样体现了郭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文化内涵，希望能够在不遗失本土文化的前提下将传统文明以更好的方式传承。

　　那么，在1971年之前，曾经的牌匾是什么样子的呢？当大家看到这副老旧的匾额，可能会大跌眼镜，因为上面写的五个大字看上去不是出自名家之手，平平无奇，好像并无什么欣赏价值。如果了解这幅字背后的人，就会感叹它出世的不易。

　　说道晚清名臣李鸿藻，估计不少人都知道，他和李鸿章是政治上的宿敌，在列强侵华中属于主战派。在政治上他以清廉出名，而在艺术上他也颇有建树，写的一手出彩的“颜体”，只可惜他这个才能并没有留给自己的儿子。

　　而说起他的儿子李石曾，也是民国时期的大人物。虽然他生于清朝的末尾，但是在留学风潮中却变成了新时代的青年。1920年，在法留学后，他受委托建立了中法大学，并同时在法国创立里昂中法大学。这两所大学对于中法之间的文化交流是非常有帮助的，不仅推动了文化间的融合与促进，而且使近代的中国涌进更多的新思想。

　　不过，他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修建故宫博物院。当时，上级向他下达了清点文物、修筑损坏建筑的命令，他接任后，便开始着手进行文物的修缮工作。他组织考古、历史专家们对故宫内的文物进行整理和分类，并把图书小心地封存。可以说，故宫中的文物能够保存得这样完整，与李石曾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不过他的工作也并不顺利。由于他周围的不少人对故宫里的古董以及新时代的“老古董们”厌恶，他也遭受了口诛笔伐。不过身为老古董之一的李石曾，仍旧坚持自己的主见。毕竟他曾经历过清末风雨飘摇、动荡不安的时代，对这些文物怀有敬意和喜爱。即便现在是新时代了，但是也不意味需要完全摒弃旧时代的产物。

　　在1926-1928年，他被迫逃离，随后又回来重新组织了理事会，并任故宫理事会会长。当故宫完全修完后，为了纪念他对故宫修缮所做的贡献，上级提议让他来为故宫博物院题词，这也就是原来牌匾的出处。

　　在这副牌匾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幅字与郭沫若的字体完全不同，它沉浸着时代的气息，仍旧放不下那些沉痛的过往。李石曾的字体透露出他严谨的作风，也暗含着他们家廉洁、公正的家风文化。在其父李鸿藻的影响下，他的内心也拥有忧国忧民的思想和坚毅的风格。这幅楷体正是他的性格和过往经历的象征，由于时代原因，他还未放下旧时代，因此字体显出凝重的氛围。

　　字如其人，通过这两幅牌匾，我们仿佛重温了民国的老岁月。这些岁月就像故宫的文物一样，历尽时间的洗礼，最终会变成我们心中的警示和回忆。毕竟，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居安思危，在现在美好的时代，我们心中仍旧应牵挂时代的刻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