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宫廷剧本《鼎峙春秋》流传影印始末

“古本戏曲丛刊”第九集之《鼎峙春秋》影印本，1964年1月印行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鼎峙春秋》头本

　　■四川成都 肖伊绯

　　《鼎峙春秋》是清代乾隆年间宫廷的一部历史大戏，依《三国志》演魏、蜀、吴三国争雄鼎峙的历史故事，剧末三分归一统，昭示天下分久必合，隐喻当时清朝一统天下实为“天命”之意。该剧长达240出，曲文因袭融汇《连环记》《续琵琶》《古城记》《草庐记》《赤壁记》《四郡记》《西川图》《狂鼓史渔阳三弄》等诸多前代旧剧，是康乾盛世之际的古剧新作之集大成者。该剧对后世京剧和地方戏的演变与推进，都有极其深远之影响。

　　虽然《鼎峙春秋》曾一度盛行于清宫内廷的戏台之上，但该剧剧本却从未刊刻印行，只是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内廷伶工间流传，外界对其内容所知甚少。辛亥革命之后，所谓宫廷戏剧遂成绝响，《鼎峙春秋》等宫廷剧本也流散民间。

　　民国时期，随着《鼎峙春秋》流散民间的历程，关于其版本问题，逐渐被学者们关注与重视。但因其原属清宫内廷遗物，并无刻本流通，所以仅就其两大公藏处而言，无非也就只有故宫藏本与北平图书馆藏本两种而已（这两种版本皆为清宫内府抄本）。殊不知，商务印书馆曾于上世纪30年代购得一批《鼎峙春秋》抄本，与上述两大公藏本皆有差异；还因此曾拟订影印全本《鼎峙春秋》的计划，业已邀请曲学大师吴梅的高徒、著名曲学家卢冀野（1905—1951）参与审校全书。这一段关涉《鼎峙春秋》的藏书与印书佳话，尘封了70余年。

　　笔者有幸获见一组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内部存档，其中就有已拟写完稿准备呈请核发的《本馆拟印鼎峙春秋之经过》（手写件，以下简称《经过》），以及卢冀野为《鼎峙春秋》影印本所撰的跋（打印件，以下简称“卢跋”）一篇。

　　《鼎峙春秋》影印本跋中说，《鼎峙春秋》十本相传为庄恪亲王允禄作，或谓张文敏撰。允禄，故圣祖第十六子，世宗请于皇太后，以袭博果铎，为承泽裕亲王硕塞孙。精数学、通乐律，尝与修《数理精蕴》。张文敏，名照，字得天，江南娄县人。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南书房行走。乾隆初，与允禄同拜乐部之命。《鼎峙春秋》之作，实为宫廷戏本，前考清廷设升平署，始于道光七年，宫中演戏以热河行宫戏台为最，次则宁寿宫颐乐殿而长春宫漱芳斋、西厂子雨卷殿、排云殿、听鹂馆、寿星殿、皇极殿，皆歌舞之地。若夫夏日多在南海之纯一斋，水殿风来、暗香时满，故名水座。冬夜则往往在丰泽园，所谓暖台者也。同光以来，昭代诸剧尚见排演，而鼎峙春秋閟藏箧衍已久。重观兹编，想见当时宫闱弦筦之盛，盖亦不胜东京梦华之感矣。

　　据《经过》可知，商务印书馆于1934年购得怀宁曹氏藏曲七十余种，其中包括《鼎峙春秋》七册。所谓“怀宁曹氏藏曲”，即指安徽怀宁人曹心泉（1864—1938）所藏戏曲古本。

　　曹心泉出身梨园世家，其祖父曹凤志擅唱昆曲，并提出定音制语法和词曲制谱法的标准；其父曹春山是清代咸同年间“四喜班”著名演员，各行角色都能演；曹心泉本人也曾搭三庆班献技，经常随班入宫演出，对宫内演戏的过程非常熟悉。曹氏收藏的戏曲古本，大多为伶工秘本，世所罕见，散出后陆续为商务印书馆、程砚秋等购藏。

　　商务印书馆所购怀宁曹氏藏曲七十余种中，不乏珍品孤本，其中《红楼梦》中曾提到的《续琵琶记》传奇残旧钞本一部亦在其中，此书系海内孤本，现藏北京图书馆。严格说来，在这批珍品孤本之中，《鼎峙春秋》并不算特别引人注目者，至少当时尚未引起学者足够重视。

　　然而，商务印书馆的当家人张元济（1867—1959）却独具慧眼，对《鼎峙春秋》格外重视。当其通过陈叔通（1876—1966）获知这批藏书中的古本戏曲书目之后，在尚未购得怀宁曹氏藏曲七十种的情况下，就已经着手《鼎峙春秋》残抄本的配补工作了。1934年6月11日，他致信王云五（1888—1979）称：“叔通兄前信介绍剧本若干种中，弟于《鼎峙春秋》颇看重。今经手邵君来信云可抄补，乞寄伯恒兄接洽。”

　　张元济信中提到的邵君，即邵茗生（1905—1966），本名锐，以字行，浙江杭州人。他曾参与怀宁曹氏藏曲七十种的初步整理，并因之撰成《岑斋读曲记》，1934至1935年间连载于《剧学月刊》。信中提到的伯恒，则是时任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经理的孙壮（？—1943，字伯恒）。

　　当时，商务印书馆还曾力邀卢冀野对这批戏曲古本一一审阅，后来卢氏根据审阅这批藏书时的评判，撰成《读曲小识》一书，于1940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该书卢氏自序开篇即提到：

　　“《读曲小识》四卷，岁乙亥，前在涵芬楼作也。是年涵芬楼购得怀宁曹氏所藏钞本戏曲都七十种。海盐张菊生、闽县李拔可两先生介前董理，费时半年，抉择始定。复理札记成此书。”

　　卢序中提到“岁乙亥”（1935），“是年涵芬楼购得怀宁曹氏所藏钞本戏曲都七十种”，当是从他着手审阅这批藏书时概而言之，并不确切；然而，正因这一概言式的介绍，也使得一般研究者认定商务印书馆购得这批曹氏旧藏的时间大概就是1935年。其实，据《经过》方知，馆方购藏这批藏书的确切时间乃是1934年。

　　此外，卢氏此著并未对七十种曲本一一叙录，而只是选取了其中四十种做重点评述。卢氏以为，其余三十种曲本或“乱弹与南北曲相混合者，或纯为乱弹”,价值不大，所以“概不阑入”，这其中就包括《鼎峙春秋》抄本七册。由此可见，包括卢氏在内，当时以研究昆腔传奇剧本为重点的曲学家与戏曲史家，都并不十分重视这部近世的宫廷戏剧本。

　　然而，以张元济为代表的商务印书馆方面，却始终格外重视《鼎峙春秋》的历史价值与研究价值。馆方要员奔忙于北京、上海两地，交驰往还、函札相商，全力推进该书的影印计划。

　　1935年2月28日，馆方托徐鸿宝（1881—1971，字森玉，浙江吴兴人）出面，商借故宫藏本，希望配齐后校印出版。同年3月5日，馆方又得到北平图书馆亦藏有此书的消息，遂又函告北京分馆经理孙伯恒，请其探访。经实地查核，徐氏认为北平图书馆藏本较之故宫藏本为佳，应当以其为底本影印全部。但张元济认为馆方既已购藏该书七册，只需配齐影印即可；这个意见或许是从控制印书成本角度考虑的，因为借印北平图书馆藏本需支付百分之十的版税，少借印七册，毕竟也能少支付一些版税。

　　1935年3月28日，徐森玉借到北平图书馆藏本，仔细审阅之后，认为无论是抄写质量还是内容完整度而言，均为已知藏本中最佳，再次力主将其全部影印。最终，同年4月，商务印书馆决定以北平图书馆藏本为底本全部影印，放弃了将之前购藏的七册纳入影印计划的意见。全部《鼎峙春秋》的影印计划付诸实施之后，卢冀野再次受邀参与审阅与校订工作，他于同年秋写下的“卢跋”，可为见证。

　　“卢跋”中概述《鼎峙春秋》作者生平、史事之考证及清代宫廷戏曲的流变等。由于得观善本全帙，卢氏也慨叹“鼎峙春秋则多至二百四十出，不独跨越前代，亦民间所不易得者……同光以来，昭代诸剧尚见排演，而鼎峙春秋閟藏箧衍已久。重观兹编，想见当时宫闱弦筦之盛，盖亦不胜东京梦华之感矣。”上述评价与感想，与他在《读曲小识》中对《鼎峙春秋》根本不予著录的态度有着天壤之别——这也间接说明商务印书馆购藏的七册残本与北平图书馆藏全帙善本，无论从内容的整体性还是从学术研究的整体价值上相比较，都确实不可同日而语。

　　从“卢跋”写成的时间来看，至迟在1935年秋，影印全部《鼎峙春秋》的工作计划，应当进行得比较顺利。否则，此时邀请曾审阅该书的卢冀野写跋，就不具备客观条件。也即是说，“卢跋”写成之时，应当离影印完成、即将发售之时不远了。但从《经过》一文的撰写时间来看，晚至1941年底，商务印书馆内部还在传阅关涉影印《鼎峙春秋》的相关文件（诸如《经过》），这说明当时仍未毕事。事实上，影印《鼎峙春秋》的工作，直至张元济逝世时仍未完成。后来，在郑振铎主持的“古本戏曲丛刊”第九集中，此项工作终于得以完成，转交中华书局出版（仍由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制），时为1964年1月。此时，离商务印书馆购得《鼎峙春秋》残抄本并着手影印已整整30年过去。

　　随着《中华书局藏民国时期鼎峙春秋编校稿》一书的出版，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于1961年向中华书局图书馆移交的校印《鼎峙春秋》相关工作文档渐次“浮出水面”，这批文档的源头应当就来自于商务印书馆。该书影印了《鼎峙春秋》毛样及校勘记一份；计毛样十本、校勘记十本——这些详细的工作记录表明，商务印书馆确曾对影印《鼎峙春秋》投入过相当大的精力与相当长的时间；这些阶段性工作成果，对中华书局后来完成影印亦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作用。那么，商务印书馆因何原因，中断了影印《鼎峙春秋》的工作呢？至今查无实据，无从考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