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桢《壶月轩记》册页

珊瑚出海 光莹四照

——杨维桢《壶月轩记》册页

　　顾工/文

　　2021年保利春拍，征集到元代书法史上一件重器：杨维桢的《壶月轩记》墨迹。该册页共十开，黄笺本，其中杨维桢墨迹五开，元人题跋五开，皆真迹无疑。著录于《杨铁崖文集全录》、《（弘治）上海志》、山本悌二郎《澄怀堂书画目录》、张珩《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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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维桢《壶月轩记》（拼图）

　　册页封面有清人盛昱题签：“杨廉夫壶月轩记。元贤题咏附，郁华阁藏。” [1]郁华阁为清宗室文人、晚清著名藏书家盛昱(1850-1899)的斋号。册尾有近代著名学者、收藏家罗振玉（1866-1940）的小字长跋。锦套上钤盖日本近代书画收藏家、澄怀堂主人山本悌二郎（1870-1937）印章五方：二峰宝此过于明珠骏马、二峰宝笈、香雪书屋书画印、二峰平生心赏、二峰鉴藏法书名画之印，可见宝爱之深。外配有木盒，盒盖上是日本近代著名汉学家长尾甲（1864-1942）题签“元杨廉夫壶月轩记”。

杨维桢《壶月轩记》册页板

杨维桢《壶月轩记》题盒

　　这件作品是元末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杨维桢（1297-1370[2]）为青年儒生李恒作，载于清抄本《杨铁崖文集全录》卷一，然字句与墨迹本差异较多。现就墨迹本释文如下：

　　江阴李生恒字守道，先庐燬于兵，辟地上海之渔庄，以耕钓为业。业暇辄读书考典，故习法书名画，家虽窭，不肯苟仕进为乾没计。新筑草堂数桯，堂之偏，别构一轩，颜曰壶月。余放舟黄龙浦达□海，必道过其门。过必觞余于轩，繙校典籍辨书画已，则乞题其颜，而并以记请。

　　昔延平先生以经术德行师表百代，退而屏居闽山，箪瓢屡空，晏如也。时称其人品为冰壶秋月，以其所学与所履，莹彻而无瑕也。吾闻生之先裔由闽而台、由台而淞也，不敢多上以祖延平，独取其“冰壶秋月”以对越于轩。壶清而以冰，益莹；月朗而以秋，益皦。生景行先哲，清于中，无愧于壶；明于外，无愧于月。侗祖何人，希之则是。生既青年而好学，尊师取友不远千里。异日见生学日进、德日明、行日粹，以清其有，以仰承源关洛而委新安之派，则吾又当与生修世谱，题曰《李氏冰壶谱》也。四方士为生赋壶月诗，繫于谱。生之轩，其不朽矣！

　　龙集己酉春二月花朝庚辰，会乩抱遗叟杨祯廉夫甫在云间之拄颊楼，试老陆画沙锥书也。

　　就此致意孟京，近日妙书过文东远甚，可副墨一本张其轩。

　　壶月轩主人李恒，字守道，江阴人[3]。文中“先庐燬于兵”指的是至正十一年（1351）爆发了由徐寿辉、陈友谅、张士诚、朱元璋等人领导的元末农民战争，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各地都遭兵火。当时一位江阴籍、迁居松江的著名诗人王逢（1319-1388），在其《朱夫人》诗序中记录了一位江阴官员之妻遭难的经过：“至正十六年，江阴乱，夫人依其父，居松江之上海。未几，上海县陷，苗军复县，大掠。”[4]或许，李恒也是在至正十六年（1356）因兵乱迁居上海。

杨维桢《壶月轩记》局部

　　乱世之中，文人的劳动能力不足，也缺乏出仕的机会，生存环境甚为艰苦。元人董纪有诗《壶月轩为李守道》，描写李恒家中“素壁穹窿类雪窝，窗虚帘薄受明多”[5]。李恒“家虽窭”，但能够“新筑草堂数桯，堂之偏，别构一轩”；而且，杨维桢每次路过他家，“过必觞余于轩，繙校典籍，辨书画”，这些都说明李恒拥有一定的财力，还有书画收藏。诗人王逢与李恒也有交往，为之题画《许由还山图》[6]。许由是尧舜时代隐居不仕的典范，李恒以这张画来表明自己“不肯苟仕进为乾没计”的志向。

杨维桢《壶月轩记》局部

　　壶月轩在什么地方呢？《壶月轩记》说：“余放舟黄龙浦达□海，必道过其门。”黄龙浦古称春申江，据说是战国时期春申君黄歇主持疏浚的人工河道。宋元时期的黄龙浦，将青浦、昆山交界处的淀山湖水引导向东，再折向北，汇入吴淞江，至吴淞口入海（明代因吴淞江淤塞，拓宽黄龙浦，吴淞江等水系都汇入黄龙浦，称黄浦江，上海的地理格局由此大变）。以黄龙浦为界，分为浦西、浦东两部分。杨维桢多次行舟黄龙浦，如至正二十年（1360）四月“过黄龙浦，游海上，观三神山，经南北蔡（今浦东北蔡镇）”[7]，二十一年（1361）七月经黄龙浦抵鹤砂（今浦东下沙镇），为道士邹复雷跋《春消息图》，等等。元代松江府下辖华亭、上海二县，华亭在南，上海在北，故可推知“辟地上海之渔庄”当在黄龙浦沿岸偏北的位置，应在北蔡之北。又，倪瓒《壶月轩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题跋中钱凝诗句“渔庄人住浦西村，知是延平老裔孙”，指出壶月轩所在的渔庄，在黄龙浦西岸。

倪瓒《壶月轩图》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文中谈到“冰壶秋月”的出典，与南宋学者李侗(1093-1163)有关。李侗字愿中，南剑州剑浦(今福建南平)人，世称延平先生。为程颐的二传弟子，再传授于朱熹。他一生述而不作，但在理学的传道继统上有重要地位。《壶月轩记》中说李侗“箪瓢屡空，晏如也”出自朱熹撰《延平李先生行状》所云“箪瓢屡空，怡然自适”，杨维桢信手拈来，写入文中，可见他对朱子儒学的精熟。

　　杨维桢《壶月轩记》册页的重要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讨论：

一、格式上，铁崖文稿墨迹的典型

　　杨维桢是元末最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他是绍兴诸暨人，字廉夫，号铁崖道人、铁笛道人、东维子、抱遗叟等。泰定四年（1327）二甲进士。在元末混乱的官场难以施展抱负，仕途三起三落，多年漂泊于杭州、湖州、苏州地区。官至江西等处儒学提举，不赴，于至正十九年（1359）移居松江（今上海市），直至明洪武三年（1370）去世。杨维桢是元末铁雅诗派的领袖、竹枝词唱和的发起人、玉山雅集的灵魂人物、东南文坛的盟主，也是风格独特、影响深远的书法家。他晚年寓居松江的十一年，是他书法艺术的成熟期和高峰期。他传世的40多件书迹，其中八成是书于松江的。

杨维桢像 吴伟《铁笛图卷》

上海博物馆藏

　　在杨维桢存世墨迹中，《壶月轩记》堪称是其最正式的作品之一。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纸上有乌丝栏，表明这是正式誊录本。

　　乌丝栏是用墨笔划出的界格，因为制作费事，所以只用于正式文本。《壶月轩记》共五页，每页8行，前四页有乌丝栏。查杨维桢存世诗文墨迹共20多件，其中有乌丝栏的作品只有《周上卿墓志铭》《张氏通波阡表》等极少几件。在杨维桢（款）《致松月轩主札》中有这么一段话：“《松月记》久已脱稿，必欲老夫亲笔登誊。……先府君墓文，则付之小儿副墨录去。中秋前后，想松月清凉界中，不妨补亲笔也。”[8]这说明杨维桢的许多文章是由儿子或弟子誊录的，由“老夫亲笔登誊”代表着一种礼遇。

杨维桢《周上卿墓志铭》局部

辽宁省博物馆藏

其次是文本完整，标题、正文、落款一应俱全。

　　杨维桢的落款有自己的习惯，文字很长，不但有时间、地点、姓名、字号、官职，还经常写明用什么笔、什么墨。《壶月轩记》落款为：“龙集己酉春二月花朝庚辰，会乩抱遗叟杨祯廉夫甫在云间之拄颊楼，试老陆画沙锥书也。”其中，“龙集己酉春二月花朝庚辰”指明洪武二年（1369）二月十五日；“会乩”即会稽，杨维桢是绍兴诸暨人，以此言其籍贯；“抱遗叟”是其晚年别号，是“抱朴遗叟”的缩略写法，抱朴典故出自《老子》；“杨祯”即杨维桢，其署名变化很多，有维桢、维祯、杨桢、杨祯、杨木贞等；“廉夫”为其字；“云间”为松江别称；“拄颊楼”是其斋号，“拄颊”指以手支颊、悠闲自得，与其晚年风月福人、嬉春道人等别号相表里；“画沙锥”是杨维桢特制的毛笔。

杨维桢《壶月轩记》局部

　　《壶月轩记》末尾还有一段附言：“孟京近日妙书，过文东远甚，可副墨一本张其轩。”这是杨维桢不多见的对他人书法的评价，提到的孟京、文东都是当时松江文人中善书者。

　　先说知名度较高的陈璧，字文东，号谷阳生，华亭人。“少颖悟，以文学知名。尤善书篆隶真草，流畅快健，富于绳墨。洪武间以秀才任解州判官，调湖广、郴州，卒。郡人学书者，皆宗之。”[9]陈璧初见杨维桢时年纪很小。1985年纽约苏富比拍卖过一件陈璧书于明洪武十一年（1378）的《行书诗轴》，左侧有四行章草跋语，自云“余年十三四时识慧古明于铁厓先生之门，知其善小楷书，且有能诗声”[10]，可见陈璧十三四岁已经认识杨维桢，时间可能在至正九年、十年杨维桢授课松江璜溪时期。后来陈璧为松江府学诸生，至正二十三年（1353）杨维桢为陈璧《次韵铁崖先生草玄台诗》[11]加点。至正二十五年（1355）杨维桢为陈璧评诗，著录于《大观录》[12]。陈璧擅草书，为明初松江书家之代表。

　　至于孟京是谁，后文再述。

第三是钤印最多

　　《壶月轩记》首行有起首章“东维叟”、压脚章“铁史藏室”，末尾钤“李黼榜第二甲进士”、“廉夫”、“铁笛道人”、“九山白云”，共达六方。后四印都是杨维桢晚年常用印章，开头两方印稍微说一下：

杨维桢《壶月轩记》“铁史藏室”

一、“铁史藏室”朱文印。

　　杨维桢因撰《三史正统辨》讨论修宋、辽、金史的正统问题，得“铁史”[13]之号。在杨维桢《东维子文集》中，有多篇文章皆自称“铁史”。其学生徐固《次韵琅玕子来诗》云：“新诗随手写银光，远寄江南铁史杨。”学生徐章《次华阳巾歌》云：“铁史文章金石坚，铁史法书草圣贤。”[14]说明时人也以“铁史”称呼杨维桢。“铁史藏室”为其斋名。至正二十五年（1365）撰《雪庐集序》文末云：“至正丙午夏五月朔日，抱遗道人书于云□铁史藏室。”[15]。这个“藏”字，取行藏之意，也暗含了许多无奈。尽管杨维桢以精研《春秋》名世，尽管其《三史正统辩》在学界得到推重，但他这篇史著并没有得到朝廷认可，只能藏之名山。铁崖晚年书迹《题杨竹西小像卷》《张氏通波阡表》《如心堂记》《壶月轩记》《芝庭处士墓碣铭》皆钤盖这方“铁史藏室”朱文印。

杨维桢《壶月轩记》“东维叟”

二、“东维叟”朱文长方印。

　　杨维桢的文集为《东维子文集》，是以此别号广为人知。杨氏自称“东维子”，最早见于至正十八年（1358）他向太尉张士诚呈送驭将、求才等“五论”，书信末尾说：“幸采而行之……否则麋鹿复上姑苏台，始忆东维子之言，于乎晚矣。”[16]杨维桢去世前亲撰《铁笛道人传》，文中云：“有以所为文白于上，用玄纁物色道人五湖间，道人终不起。因诡名东维子，又号抱遗老人。”[17]玩其文意，应当指有人向上推荐杨维桢，授予其更高官职，而杨维桢没有去。这正与他遭遇建德之难、逃至杭州后，至正十八年（1358）未赴任江西等处儒学提举（从五品）之事相吻合。故“东维子”是他决定归隐时所取的别号。

　　“东维”为星宿名，位于东方。《庄子·大宗师》云：

　　“傅说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成玄英疏：“傅说一星在箕尾上，然箕、尾则是二十八宿之数，维持东方，故言乘东维、骑箕尾。”

　　相传傅说是商王武丁时期的相，因居功至伟，死后变成天上的天策星。该星座位于东方苍龙七宿中的箕、尾之间，故称“乘东维、骑箕尾”。杨维桢的名字中有“维”字，他所处方位在东，且以此典故暗喻贤才升仙而去，故号“东维子”。

　　至正十八年（1358）以后的铁崖文章中，署“东维子”、“东维叟”的甚多，他还有“东维子”朱文、白文长方印各一方，经常用于墨迹起首处。“东维叟”朱文长方印仅见于《壶月轩记》，风格与“东维子”朱文长方印一致，也是真印。

　　笔者曾撰文指出，杨维桢是元代拥有印章最多的书画家，常用印多达40方。在杨维桢近50件存世书迹中，钤盖四方及以上印章的作品有19件，占比将近四成——其中钤盖五印的有9件，钤盖六印的有4件。六方印章，是杨维桢单件书法钤印数量的极限，也可见他对《壶月轩记》这件作品的重视。

　　观察杨维桢各种传世墨迹，可以看出他钤印的标准位置有三处：一在右上角，称为起首章；一在右下角，称为压脚章；一在文字末尾（左侧），可以钤盖姓名、字号、斋室印多方。他经常在作品末尾连续钤盖三四方印章，如《晚节堂诗帖》等11件书迹末尾连钤三印，《跋商山四皓图卷》等8件书迹末尾连钤四印，这已经成为杨维桢的特殊用印习惯。这种做法有可能受到宋代米芾的影响（米芾曾在《褚摹兰亭序》题诗后面连续钤盖七印），但米芾偶一为之，杨维桢却是经常连钤数印，这在元代书画家甚至中国书画史上都是罕见的。

杨维桢《晚节堂诗帖》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故而，从乌丝栏、文本格式、钤印几个方面来看，《壶月轩记》都是最正式、最完整的，是杨维桢精心用意之作。

二、书法上，铁崖最晚期的代表作

　　《壶月轩记》书于明洪武二年（1369）二月十五日。除了那件真伪尚有争议的《芝庭处士虞君墓碣铭》（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之外，《壶月轩记》是杨维桢存世的有明确纪年作品中最晚的一件。同年他还写过《梦游海棠城记卷》（天津博物馆藏），时间是正月十五日，比《壶月轩记》早一个月。

杨维桢《梦游海棠城记卷》

天津博物馆藏

　　虽然是去世前一年之作品，但《壶月轩记》的线条弹性十足，神采焕发，毫无衰颓之象。这是因为，古稀之年的杨维桢身体一直很好。宋濂说他“晚年益旷达，筑玄圃蓬台于松江之上，无日无宾，亦无日不沈醉。当酒酣耳热，呼侍儿出，歌《白雪》之辞，君自倚凤琶和之。”[18]这种生活状态说明杨维桢绝非一位身体羸弱的老人。查洪武二年（1369）杨维桢的行踪：

　　正月十二日，率弟子访张麒三味轩；春，赴常熟访虞伯源；八月，书《画沙锥赠陆颖贵笔师序》；十二月，应召赴金陵修礼乐书。这些外出活动也能证明他的健康状况。至于次年（1370）五月杨维桢因肺疾去世，与他修书积劳成疾、没有得到及时医治有关。

　　杨维桢的书法，早年学赵孟頫，后来学欧阳询和章草，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面貌，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中国艺术自古就有抒情写意的传统。杨维桢发扬了这一传统，成为元代后期书风变革的关键人物。他在“宗唐复古”的旗帜之下，于诗歌推崇“诗鬼”李贺的独特审美。铁雅诗风、铁崖书风，风格鲜明，意象独具，其实殊途同归，都是他个人情性的外化表现。其书法具有强烈的自我表现和感染力，打破了元代书法赵孟頫一统天下的风气。

杨维桢《壶月轩记》局部

　　在书写形式上，杨维桢把章草笔法融入行、草书，形成了诸体杂糅、奇姿异态的崭新风貌，开创了“破体”章草的先例。若论元代复兴章草，赵孟頫是第一代人物，他把章草刻帖转换为墨迹，丰富其笔法内涵。虽然这样的章草和汉代章草笔法不同，但这种精巧工整的文人化章草，在那个时代是具有新意的。视野狭窄和独持偏见，反而造成了特殊的赵氏章草书风。到了杨维桢，他要在赵孟頫、邓文原章草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就要思考新的路径。

　　杨维桢的存世作品没有一件是纯粹的章草，大多是章草与行、草字形混用，章草在全篇中所占比例不等，有时达到五成以上，有时仅占一二成。章草字字独立，笔短意长，具有隶书的波磔笔法。如果上下字牵连，就是行书和今草的写法了。杨维桢章草作品大多字字独立，不过也时常出现上下二字的牵连，偶有三个字的牵连，这在《壶月轩记》中也可看到，令他的章草书呈现出一种奇特的面貌和鲜明的个人特征。

杨维桢《壶月轩记》局部

　　以章草与行、草杂糅运用，杨维桢并不是突发奇想，而是有其历史根据。这个根据来自王羲之书法和唐人的“破体”理论。我们知道，王羲之信札墨迹大多是楷、行、草三体杂糅，依据东晋时已经成熟的楷书、草书来建立行书的技法规范。元人陆友说：“赵子昂学士尝以皇象章草与王右军参考，十得八九。盖右军草书，本出于此。”[19]是说赵孟頫发现王羲之书法来源于章草，那么章草与二王书法就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二者之融合不存在明显的障碍。由于杨维桢中年以前的书法以行书为主，晚年涉足今草和章草，那么他取法章草以后，很自然地就把章草与行、草融会起来。是以徐利明教授指出，元代章草书复兴取得了三大创造性成果：一是章草写出了新风貌，以赵孟頫为代表；二是章草、今草的合成，以康里巎巎为代表；三是章草、行书的合成，以杨维桢为代表。[20]

　　很多人说杨维桢书法是粗头乱服，其实这是对其大字的印象。而铁崖的小字书法，点画极其精到挺拔，无一字不凝重，无一字不生动。作为杨维桢最晚期的小字典型，《壶月轩记》展现了其毕生对于书法的理解，不仅仅是笔墨技法的了得，更重要的是见其才，见其学，静穆古雅，矫健如龙，动静之间令观者目眩神驰——这也正是杨维桢诗心文胆之所在。

三、工具上，画沙锥所书样本

　　至正初年，杨维桢曾在湖州长兴的东湖书院执教两年。在音乐方面，他得到一支大铁笛，自号“铁笛道人”；而在书法方面，他对湖州制笔业有了更多的了解。元代的湖州已经取代宣城，成为新的制笔中心，从业人数和技术水平都是全国之冠。杨维桢与湖州一些著名笔工交往之后，通过试用不同品种的毛笔，逐渐形成了对毛笔的特殊偏好。杨维桢晚年书法线条的力量感特别突出，不论线条粗细或者润燥，笔尖压纸的力度极强。这与他采用的特殊毛笔有关。

杨维桢《壶月轩记》 “画沙锥”

　　杨维桢经常在书法落款时写出毛笔名称和笔工姓氏，如《壶月轩记》落款：“在云间之拄颊楼试老陆画沙锥书也。”其他例子还有：

　　《题倪瓒溪山春霭图》：在沧州轩试老温旧颖。

　　《小游仙辞序残卷》：在竹洲馆试老温笔。

　　《如心堂记》：在云间能有斋试老温新缚铁心颖书。

　　《草书选评诗卷》：在云间草玄阁试奎章赐泚，赋贵所缚铁颖书。

　　《跋李西台六帖》：在云间草玄阁试老陆铁颖书。

　　《赠装潢萧生显序》：在云间草玄阁试铁心颖书。

　　《杨铁厓诗帖》：在任老人读易斋试新制铁心颖书。

　　《画沙锥赠陆颖贵笔师序》：在云间之拄颊楼试画沙锥。

　　《友闻录序》：在小蓬台试陆颖贵枣心笔书。

　　《干山志》：试老陆乐墨书。

　　《跋赵孟頫与王觉轩诸札》：在卷素斋试沈先生乐墨。

　　由以上举例可知，杨维桢常用之笔有铁心颖、画沙锥、枣心笔、乐墨等，其中使用频繁的是铁心颖、画沙锥。这是什么样的毛笔呢？

洪武二年（1369）八月一日杨维桢撰《画沙锥赠陆颖贵笔师序》：

　　吴兴陆生某有才学而隐于笔工。其仲氏颖贵……而制之精者，标其号曰画沙锥。尖圆遒劲健，可与古韦昶争绝。余用笔喜劲，故多用之。称吾心手，吾书亦因之而进。颖贵亦自贵，虽势要求之而不可得。别襆之以锦，署曰：非会稽铁史先生弗能。知宣州诸葛氏云：柳学士能书，当留吾笔，否即退还。未几，果退还。叹曰：代无右军，何以用吾笔？而颖贵欲以吾当右军，曷当？惜予老矣，所书今不过山经野史，汝锥之功，无以用之以利天下，徒为祝锥辞。[21]

　　从以上描述来看，画沙锥是一种古法制作的短锋硬毫笔，以“尖圆遒劲健”为特征。而在五年之前的至正二十四年（1364），杨维桢为笔师陆颖贵写过另一篇文章，谈到陆颖贵“常以丰狐之毫或麝毛须制以遗我，且曰史铁史铁心颖也。予用之，劲而有力，圆而善任，使舍其制而用它工，则不可书矣。”[22]

　　杨维桢所用的毛笔，基本上都出自湖州著名的制笔世家陆氏、温氏和沈氏。元末知名的陆氏笔工有陆颖贵、陆文俊、陆文宝等。这些技艺精湛的笔工时常周游东南各地，推销他们的毛笔，并请名家为他们题咏鼓吹。铁心颖、画沙锥都是陆颖贵的招牌产品，则《壶月轩记》“试老陆画沙锥书也”，“老陆”应该就是陆颖贵了。

　　既然杨维桢特别重视他所用的毛笔，经常在作品后面写出毛笔名称，且他自言“余用笔喜劲，故多用之。称吾心手，吾书亦因之而进”，那么，他用画沙锥书写的作品定不在少数。

马琬《春水楼船图》杨维桢题诗

华盛顿赛克勒博物馆藏

　　如果以杨维桢早期、晚期的墨迹比较，线条的质感和硬度是不同的。早期的《马琬春水楼船图题诗》、《鬻字窝铭》，线条以平铺为主，较为肥厚。晚期书迹则线条圆浑劲挺，立体感很强。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除了用笔技巧之外，当与毛笔性状的改变有关。随着赵孟頫书法风靡天下，去除了笔柱的湖州笔也流行全国。杨维桢与湖州笔工的交往加深以后，他开始试用古法制作的笔。有柱有披的硬毫笔，给他带来特别爽劲的体验。其实，赵孟頫主张书法“复古”，但他的毛笔并没有恢复晋唐古制，而杨维桢不仅上追晋唐之书，还要追晋唐之笔，这就是更加彻底的复古。

杨维桢《鬻字窝铭》局部

北京故宫博物馆藏

　　以杨维桢大字、小字相比较，线条的形态也是不同的。其小字行草书，如《张氏通波阡表》《壶月轩记》，线条锐利，提按对比大，忽肥忽瘦，变化多端，正如清人翁方纲说“古今来，尖笔而肥者，杨廉夫也”[23]。而其大字作品，如《草书溪头流水诗轴》、《跋邹复雷春消息图卷》、《真镜庵募缘疏卷》等，都是起笔蘸浓墨，一字未完即转为渴笔；而且蘸墨后线条增粗，正常蓄墨量的线条都较细，这些都是小笔写大字的特征。笔者推测，杨维桢写小字多用狐毛、麝毛等硬毫制作的铁心颖、画沙锥，写大字则用有羊毫成分的枣心、乐墨等散卓笔。

杨维桢《跋邹复雷<春消息图>卷》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杨维桢《真镜庵募缘疏卷》

上海博物馆藏

　　研究杨维桢独具个性的书法风格，离不开他使用的特殊毛笔。《壶月轩记》作为其存世墨迹中唯一写明用“画沙锥”书写之作，有着重要的样本意义。

四、题跋上，元贤墨迹新发现

　　《壶月轩记》最早刊印于日本《书道全集》第19卷（平凡社，1932），然册页中元贤六家题咏不曾刊出，几十年来的研究者都不知有题跋存在。在2021年保利春拍上得以呈现的元贤六家《壶月轩诗》题咏，分别为李毅、赖善、俞参、董佐才、张枢、张奎所作，其中除张枢、张奎偶有书迹存世之外，另四人墨迹皆未曾见，可称孤品。而且，通过这几件元人题咏，还可串联起更多的元代文人书法，丰富我们对于元代书法史的认识。

　　题咏一，李毅篆书题诗：

杨维桢《壶月轩记》李毅题咏

　　“壶月轩中冰玉清，吾宗神秀继家声。阴冰银汉潜虬蛰，霸吐瑶台顾兔生。虚白半间含混沌，空明千里接蓬瀛。藏身自有仙公术，乾没何须世上名。西夏李毅。”钤印“天地一蘧庐”。右上角半印似为“藏密斋”。

　　这幅小篆书法虽无界格然字字规整，笔法娴熟，与元代赵孟頫篆书风格相近，水准甚高。江健《元代篆书研究》[24]附录《元代善篆书家一览表》统计了有记载的元代善篆书者97人，却无李毅，说明这是元代篆书的新发现。关于李毅，据《元统元年进士录》载：

　　“汉人南人第二甲：李毅，贯吉安路[庐]陵县延福乡，儒户。《书[经]》。字弘略，[行]一，年卅，十月初七日□时。曾祖文昌，宋□□□生。祖省忠，万安县儒学教谕。父以明，播州[儒]学正。母郭氏。重庆下。娶赵氏。乡试江西第十三名，会试第四十九名。授瑞州路同知新昌州事。”[25]

　　元统元年为1333年，由此推知庐陵李毅生于1304年，比杨维桢小八岁，同为二甲进士，且有任官浙东的经历。但庐陵李毅是否就是为《壶月轩记》题咏之人，尚缺乏更多佐证。

　　至于署“西夏李毅”，则有可能是西夏党项族后裔，但也不确然。西夏在今宁夏、甘肃、内蒙西部一带，这也是陇西李氏的起源地，西夏皇族拓跋氏就改姓李（唐朝赐姓）。1227年，西夏亡于蒙古，大批西夏人东迁汉地，与汉人杂居。在杨维桢的朋友圈中，诗人高起文（昂吉）、邾经就是流寓东南的西夏人后裔。昂吉是色目人，世居宁波，署款“西夏昂吉”；邾经却是汉人，世居扬州海陵（今泰州），署款“陇右邾经”或“西夏邾经”。这说明“陇右”“西夏”只是表明祖籍地，并不一定是色目人身份。

杨维桢《壶月轩记》李毅题咏 局部

　　此外，印文“天地一蘧庐”，让我们想到倪瓒的诗句“天地一蘧庐，生死犹旦暮”，这是他在洪武初年为苏州一位隐士蔡质所作《蘧庐诗》。“蘧庐”典故出自《庄子》，指临时休息的房子。宋人苏轼有句“人生何者非蘧庐，故山鹤怨秋猿孤”，黄庭坚有句“此身天地一蘧庐，世事消磨绿鬓疏”。仅由此印文无法提供更多的信息。

　　题咏二，赖善行书题诗：

杨维桢《壶月轩记》赖善题咏（右）

　　“小轩结构敞虚明，佳句从容对客评。玉兔捣霜秋换骨，银蟾出海夜含精。寒生虚白冰初合，光澈空青斗半横。最爱延平明哲在，孙枝奕晔继家声。赖善。”无钤印。

　　此页书法有很高水平，笔法精妙，结字严谨，签名可见欧楷根柢。赖姓人口稀少，主要分布在福建、广东等南方地区，元代见诸记载的赖姓人极少，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也极少，在杨维桢交游圈中仅知赖良一人。赖善或即赖良，字善卿（善良互训），天台人。宋代名臣赖好古后裔，世代为儒。流寓松江课徒授馆，为杨维桢弟子。他最大的贡献，是编选元代吴越诗歌二千余首，至正二十一年（1361）请杨维桢删至三百余首并赐序，成《大雅集》八卷。这是元代一部重要的诗歌选集，因而赖良也是元代诗歌史上的一位知名人物。

杨维桢《壶月轩记》赖善题咏 局部

　　元末松江文人董纪《渔隐为赖善卿》诗云：“钓船随处可为生，二十余年不到城……南往北来无定迹，恐人情熟渐知名”[26]，说他隐居二十年，足迹不入城市，不过因为南北周游，名声渐起。赖良与苏州的陈基、昆山的顾瑛等人都是好友。至正二十一年（1361）立秋日，杨维桢作《赠元璞诗，寄节判相公》诗序云“赖善卿到嘉禾，为予作金粟道人（即顾瑛）诗使”[27]，当时玉山草堂主人顾瑛因为战乱避居浙江嘉兴，赖良有嘉兴之行，杨维桢就托赖良转交诗稿给他。

　　题咏三，俞参小楷题诗：

杨维桢《壶月轩记》俞参题咏（左）

　　“壶月轩窗幽且洁，虚明莹彻贯中央。山河动影金波溢，宇宙无尘玉露凉。雪碗蔗浆寒欲冻，风帘桂子夜飘香。李生表里清如许，绝似求仙费长房。俞参。”钤印四方：“俞”、“或山而樵或水而渔”、“渔庄小隐”、“畊读庄”。

　　在杨维桢《东维子集》卷二十三，有他为郑茂才作《初斋铭》和为王茂才《止斋铭》，称“两生皆俞参门士”，然无更多资料。笔者翻检元人诗文集，在董纪《西郊笑端集》读到《畊读庄为俞原鲁》七律，姓俞且斋号相同，乃知俞参就是俞原鲁！此诗云：“鸐鵛湾头一草堂，绕墙桃李绕隄桑。宽如五柳陶家宅，僻似百花工部庄。雨洗春犁闲倚壁，风吹故纸乱堆床。庞公虽道为农好，也欲教儿识数行。”[28]诗中用东汉庞德公的典故，比喻俞参是一位隐士，住在鸐鵛湾头的草堂里，半耕半读。俞参别号“渔庄小隐”，李恒辟地“上海之渔庄”，“渔庄”假使是特定之地名，二人住所或相距不远。

杨维桢《壶月轩记》俞参题咏 局部

　　董纪《西郊笑端集》收录董纪赠俞原肃、原鲁、原举兄弟的诗歌多达十几首，让俞氏兄弟的情况逐渐明晰起来。如《与俞原肃留别十首》小引：“原肃贵介，将复之武功。令弟仲基乃摘古人词中语，以别时容易见时难为起句……夫原肃去家二十年，仅能一拜丘陇，访其族人故旧，所存十无二三。”[29]则知俞原肃在武功（咸阳附近）任职，离家二十年方得返家。而他的弟弟，竟然是宋克《书孙过庭书谱》跋尾提到的俞仲基！

　　杨维桢的忘年交、吴门书法名家宋克（1327-1387）经常往来松江，与松江许多文人有交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藏有宋克书孙过庭《书谱》册页，是其晚年书赠俞季明的，跋云：“仆与俞孟京、仲基以世交之谊，复从事文墨，相得甚亲。而二公锐意锺、王，至于执运转用之妙，皆悬腕为之，此绝无仅有也。乃弟季明年未弱冠……”[30]可知俞孟京、仲基兄弟与宋克的交往很深，而且都擅长锺王一路书法，得到宋克高度评价。但孟京、仲基究竟是谁，书法史上从未有记载。

杨维桢《壶月轩记》“孟京”

　　再联系到杨维桢《壶月轩记》末尾所言：“孟京近日妙书，过文东远甚，可副墨一本张其轩。”便可知道，铁崖所言“孟京”就是宋克所言“俞孟京”。

　　俞孟京是谁呢？元末赖良编《大雅集》卷三收录俞镐《拟古四首》，作者小传云“俞镐，字孟京，云间人”。《（嘉庆）松江府志》之《艺文志·集部》载：“大雅集，明俞镐孟京著。”[31]俞镐是否有与赖良同名著作《大雅集》暂且不论，他字孟京显然是明确的。查其书迹，有《与惟明书》（或称《倾仰帖》）信札二通传世，刻入《三希堂法帖》第二十六册。第一通有墨迹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信中提到“近舍弟从海陵归云中”，末尾署“云间俞镐”。第二通提到向惟明先生借阅梁昭王墓志、隋碑帖、智永千文，这些都是古代书法资料，可见俞镐的书法视野是比较宽阔的。二通信札书法或行或草，流畅生动，笔法字形明显出自《阁帖》二王体系。俞镐也擅诗，在赖良编《大雅集》中存诗五首。

　　董纪《西郊笑端集》还有一首《次韵俞仲基送原肃》：“白头相遇酒盈卮，弟劝兄酬两莫辞。”是说弟兄二人白头相遇，此时又要分离。董纪还有《次韵答印俞原举》诗，“征袍空染贯城尘”表明俞原举在外从军。

　　另外，董纪又有《亲戚情话诗》，诗序说：“故人俞原肃不远数千里，自武功来归访亲旧，于二十年后如残星之落落，存者无几。其弟原鲁已物故。原举挈家仕远方，惜不及见。”[32]写诗时间应在“白头相遇”之后的又若干年，俞原肃再返故乡时，弟弟原鲁已去世，原举仕宦远方。

　　由以上资料提及的人物关系，笔者终可确定，三兄弟的顺序为原肃、原鲁、原举，俞原肃为孟京（名镐，镐京关联），俞原鲁为仲基（名参，孔子曰“参也鲁”），俞原举为季明。

　　曾获杨维桢、宋克高度评价的俞孟京、仲基兄弟得以确认身份，而且都找到对应的存世书迹，丰富了我们对元代书法史的认识，何其幸欤！近代学者罗振玉在《壶月轩记》后跋中特别称赞“俞渔庄书亦清健入古，宋仲温之亚也”，可谓慧眼，一语点出俞氏书法与宋克的共通关系。《（正德）松江府志》曾载：“（宋克）游松江，寓城东，俞氏郡人多学其书。” [33]这里所谓“俞氏郡人”是否就是指俞孟京兄弟呢？我们不妨作此猜想。可惜的是，尽管俞氏兄弟年轻时有很好的书法基础，但由于明初的高压政治环境和远宦经历，使得他们湮没在历史风尘中，未能在书法方面施展应有的才华。

　　题咏四，董佐才草书题诗：

杨维桢《壶月轩记》董佐才题咏

　　“冰壶秋月清无比，爱尔名轩继祖风。尘世移来群玉府，梦魂疑入广寒宫。潜然阴火书窗下，飘落天香酒盏中。莫道生涯真冷淡，涣然心地自春融。董佐才。”钤印四方：“胥山人”“三馀之学”“隐居行义”“董良用”。

　　书法瘦劲，结构有赵孟頫遗风。董佐才（1324-1376），字良用，号胥山人，斋名释耕所，上海人。洪武年间出任茂名（今广东茂名）、洛容（今属广西柳州）知县，死于任上。他的诗在赖良编《大雅集》中存录较多，共有9首。

　　董佐才与杨维桢的许多弟子有交往，如他为华亭朱芾作诗《题华亭朱孟辨篆冢诗卷》，历数仓颉、史籀、李斯、许慎、李阳冰直至元代吾衍、周伯琦，然后曰：“复有朱茂才，好古情欲颠。一扫世俗书，习篆忘食眠。秦望并之罘，碧落兼新泉。小者案间列，大者屋壁悬。平生囊橐资，多充买碑钱……”又为天台刻工卢奂作诗《方寸铁为卢仲章赋》：“方寸铁，百炼刚。吹毛剑锋秋水光，镌勒妙拟郚竹房。倒薤文，连环钮，通侯累累悬肘后。伏龟趺，蟠螭首，颂德纪功垂不朽……”[34]由杨维桢撰文、卢奂镌刻的《嘉定州重建儒学记》残碑至今仍在嘉定孔庙保存。

杨维桢《壶月轩记》董佐才题咏 局部

　　王逢《题董良用徵士释耕所》：“百亩私田十尺庐，释耕为乐野人如……老予拟就庞公隐，岁暮相看两鬓疏。”[35]董纪《与胡彦恭同宿释耕所之西轩》：“侍儿先欲寐，意似怪眠迟。”从诗中写到的田产、仆佣来看，董氏家境还算不错。其父董成，字性存，有诗名。弟董纪，字良史，亦擅诗文。《松江府志》载：“纪词翰俱美，凡赋咏一出，则脍炙人口。洪武初举任江西按察佥事，寻引疾归。所著有《西郊笑端集》。”[36]

　　题咏五，张枢行书题诗：

杨维桢《壶月轩记》张枢题咏

　　“冰壶如雪月如冰，之子轩居惬野情。水占白云秋万顷，天开清镜夜三更。锦袍诗好蛟精泣，玉笛声高鹤梦惊。我亦乘槎老仙客，能来与子结沤盟。西神山道士张枢。”钤印四方：“林泉民”、“书巢”、“陈留张枢”、“张梦辰印”。

　　张枢是元末明初的名士，字梦辰，号书巢生，其先陈留人，居华亭，筑室曰“读书庄”。张枢善诗文，工行楷，寿逾八十。故宫博物院藏蔡襄《自书诗卷》，有张枢题跋。

　　私人收藏的一件张枢“呈东维先生（即杨维桢）”诗稿墨迹《兵后五首》[37]，点画结字特征与《壶月轩诗》一致，落款自称“学生张枢再拜上”。在日本收藏的《草玄台诗诸家次韵诗册》中，有张枢二页诗稿，都有杨维桢亲笔加点。另外，杨维桢墨迹《有馀闲说》中写道，该文是松江青龙镇的杜隐君“介吾友生张梦臣（辰）征说”。这些都说明张枢是杨维桢关系较近的弟子。确实，张枢在学术方面继承了杨维桢衣钵，主攻《春秋》。杨维桢以《春秋》中进士，在元末被聘为松江府学主讲《春秋》的教师，而张枢为明初松江府学的训导（副职）。贝琼《林泉民传》云：“林泉民者，陈留张氏字梦臣。居华亭之城东门，日与子弟数十人讲《春秋》经。”[38]

杨维桢《壶月轩记》张枢题咏 局部

　　署款“西神山道士张枢”，这是史籍未载者，很让人疑惑。西神山即无锡西郊的惠山，昔人多有诗咏，莫非张枢曾经在无锡做过道士？笔者在王逢《梧溪集》读到一首《林泉民歌赠无锡张相梦辰枢明经修行累辟病辞》[39]，说明张枢确实与无锡有关系，详情待考。无锡籍文人、画家倪瓒与张枢也有交往，有《次韵赠林泉民张孟辰》诗。

陆居仁《苕之水诗卷》张枢和诗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在故宫博物院藏元代“松江三高士”之一陆居仁《苕之水诗卷》之后，有张枢的和诗《次韵云松先生古诗一章》，小楷精心写就。然张枢存世墨迹皆为行书，与此颇为不类。此作钤印五方：“书巢”、“读书庄图书印”、“或山而樵或水而渔”、“陈留张枢”、“张梦辰印”。其中“书巢”、“陈留张枢”、“张梦辰印”三方与《壶月轩记》相同；“读书庄图书印”也是张枢印鉴无疑，董纪有《读书庄为张梦辰》诗为证；但“或山而樵或水而渔”在《壶月轩记》中钤盖于俞参题诗的旁边，应是俞参的印章。俞参的印章为何盖在张枢落款的下方呢？在李雪松、孙田二位专家的讨论中，李雪松先生提出：《苕之水诗卷》张枢题诗或是俞参代笔？孙田博士持之与《壶月轩记》俞参小楷逐字对照，竟然笔迹特征高度吻合，“清”“费”等字几乎相同。笔者也认同这一看法。这样，因为有了《壶月轩记》的出现，一下子“发现”了俞仲基的两件墨迹，真是意义非凡！

　　题咏六，张奎草书题诗：

杨维桢《壶月轩记》张奎题咏

　　“懒随飞杖步天衢，醉叱寒蟾下玉壶。银汉金波秋不散，锦袍仙客夜同孤。人间楼阁疑云表，天上山河落座隅。料得主翁清不寐，赋诗行酒坐氍毹。陈留张奎。”，钤印三方：“张”“括囊生”“陈留张奎共辰之印”。

　　张奎生平事迹不详，从印章内容看，他字共辰，号括囊生，祖籍陈留（今属河南开封）。董纪《述怀寄张拱辰判簿二首》：“行藏不必问如何，半百光阴撚指过。心在五湖忘世久，眼空四海阅人多……”[40]说明张奎曾在地方政府任职，判簿是判官、主簿的简称，是地方官员的僚属，掌管司法、文书等事务。

　　因张枢字梦辰，其弟壁字景辰，而张奎字共辰，都有一“辰”字，且籍贯陈留，三人或为兄弟。在赖良编《大雅集》中查到张枢《得共辰弟诗次韵寄安庆建宁二弟》，首句为“三弟一书归，经年万事违”[41]，则可确知张奎为张枢三弟。

杨维桢《壶月轩记》张奎题咏 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元人法书册》有张奎一件章草墨迹《题同畊所》：“犁鉏何必事朝朝，漫有诗书伴寂寥。风雨不须占稔岁，圣贤自与对清宵……”书风与宋克颇为接近，水准很高。而这幅《壶月轩诗》展现了张奎的今草书法，二者明显出于一手，可靠性毋庸置疑。

《元人法书册》张奎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综上，从杨维桢《壶月轩记》册页的题咏唱和中，可以看到壶月轩主人李恒与以杨维桢为首的松江文人张枢、张奎、赖良、俞参、董佐才、董纪等有广泛的交往，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密集的唱和。细观这套册页，十页黄笺纸以及诸家所用印泥高度一致，笔者怀疑，这些纸张、印泥都是由壶月轩主人提供，也就是说，这些诗文墨迹是在壶月轩中完成的。这些元贤书迹与印鉴，是珍贵的文化艺术遗产，为元代书法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正如罗振玉在册页后跋中说：“俞渔庄书亦清健入古，宋仲温之亚也。尝谓元代书家自有体势，颇取法于史游、皇象，往往凌驾天水（指宋代）诸贤。世之论书者，推晋唐为书学最盛之世，抑知至有元且变化未有已耶！”强调了元代书法自有体势、变化未已的特点。

　　另外，李恒还于洪武四年（1371）八月邀请大画家倪瓒为他作《壶月轩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并将时人周圻、冯以默、胡俨、黄常、钱惟善、僧广益、管昭、沈瑜、钱凝、韩信等题咏一并装裱为长卷。元末因战乱而集聚松江的文人群体，是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崔志伟《元末明初松江文人群体研究》一书对此有专门研究。《壶月轩记》册页和《壶月轩图》长卷这两组作品，包含杨维桢文、倪瓒画以及16位元末明初松江文人题咏，反映出当时该地文人在贫寒而动荡的生活中，是如何以苦为乐，经常在一起雅集交游、赋诗作画，从而展现出文化艺术强大的历史穿透力。

　　在《壶月轩记》末尾，有近代著名学者罗振玉（1866-1940）小字长跋，记载了册页曾由盛昱收藏、后来流入日本的经过：

杨维桢《壶月轩记》罗振玉题跋

　　杨铁崖壶（月）轩记册子。宗室伯熙祭酒盛昱所藏。祭酒以文章节概名当世，以国步日非，中岁挂冠，郁郁以没。家有意园，所储书画图籍金石文字不务多得，而鉴别颇精。予官中朝，祭酒厌世已数年，无嗣，以族子承继旧藏，尚无恙。庚辛之际，厂肆恶贾与宵人某都统者，睒睒其厚藏，乃以声色博弈诱祭酒嗣子，于是意园旧藏悉以偿博负，遂为某俗及某宵人所有，而清閟空矣。其宋元槧本归国贼袁氏，祭酒九泉有知，有余痛焉。数年以来，予得郁华阁古金文册子及古礼器数事，其书画多入贾舶，散诸海外，此册其一也。念祭酒一代名德，身后所遭乃如此，彼厂肆恶贾虽以暴疾死，而某都统者尚健在，怙恶如故，天之所福善惩恶者，固如斯耶，抑尚有严罚在其后耶？爰书册尾以竢之。宣统丙辰八月上虞罗振玉记于海东寓居之后四源堂。钤印：罗振玉印、罗叔言。

　　罗振玉题跋之时，此册在日本收藏家山本悌二郎手中。罗振玉收藏有杨维桢《如心堂记》，故他对杨维桢的笔迹甚为熟悉，《壶月轩记》跋文评论“铁史书如出海珊瑚，悬崖霜柏，光莹四照，柯干峭拔”也甚为到位。山本去世之后，此册为日本大书法家青山杉雨（1912-1993）所得。台湾篆刻家王壮为的篆刻集中收录了他1975年刻 “白云堂”印，边款云：“青山杉雨先生近得杨铁崖壶月轩记真迹，喜以名斋，属为刻此。壮为，乙卯。”[42]因《壶月轩记》末尾钤盖“九山白云”，故青山杉雨请王壮为刻“白云堂”印以纪之。青山是杨维桢的铁杆粉丝，他还收藏了一件杨维桢重要墨迹《张氏通波阡表》，刻“获廉斋”（杨维桢字廉夫）印钤盖其上，后来捐赠给东京国立博物馆。

杨维桢《张氏通波阡表》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作为元代的文章巨公、书法大家，杨维桢的诗文墨迹从当时就甚受珍视。然经历六百多年历史沧桑，尤其是元末战火，令他书写的大量诗文付之一炬，至今存世者包含题画在内，全世界范围内铁崖真迹仅40来件，可谓少之又少。《壶月轩记》册页是杨维桢去世前一年的精心之作，不论是书法还是纸张、文本、钤印都具有典型意义，可谓铁崖晚年书法的标准件。数百年来著录累累，递藏有绪，中日两国顶尖的收藏家、书法家都对它推崇备至，其艺术价值、文化价值都是非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