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火：再说“变文”的命名

笔者曾在《“变文”命名考》（2018）里认为，“变文”的现代命名是由郑振铎1929年（《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命名的。在这则小文里，梳理郑说之前的敦煌学开创者之一的罗振玉、王国维稍后的向达等关于这类敦煌写本的“佛曲”、“通俗诗”称谓后的命名。这一命名成为今天我们看到的这类敦煌写本的“变文”的最终认定。

事实上，郑氏所命，本就是敦煌写本这类文体的原始命名。

先看《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下简称“大目乾连变”）。“大目乾连变”是最早一部变文集《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上下两册，68万字<含注释>）中最长之一的变文。此文共有9个写本（斯坦因2614、3704，伯希和2319、3107、3485、4988，北京盈76，北京丽85、北京霜89），最完整的当数斯坦因2614和伯希和2319。而正是这篇“大目乾连变”，无论文前还是文尾，都写明这种文体就叫“变文”。

（伯2391，《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卷首，自中国国家图书馆在线。本文图版，作者提供）

陈寅恪曾给予过高度肯定的敦煌学最早学者之一的向达在《敦煌变文集》里的《敦煌变文集引言》里指出：

“敦煌所出说唱的文学作品，最初被误认为佛曲，如罗振玉在《敦煌零拾》中所著的几篇，就是这样标题的。后来因为了像《目连变》（火案，即“大目乾连变”）、《八相变》等等，变文的名称尚何存在原卷之中，于是又指导这一类作品泛指为变文。”

（伯2391，《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卷尾，自中国国家图书馆在线）

《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伯2391）卷首直接写明“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卷尾再次写明“大目犍连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斯2614）卷尾不仅写明“大目犍连变文”，而且写明抄件人和抄件年代“贞明柒年（火案“贞明”为后梁年号，七年即921年）辛巳岁四月十六日净土寺学郎薛[]俊写　张保达文书”。可见“变文”一词在敦煌写本里本身就有的，而非后人命名。后人只是将这类说唱文（包括佛经、佛经故事和民间故事等）统一。向达首先否定了此类文体“佛曲”一说（火案，向达1929年专就佛曲著文《论唐代佛曲》），并就“变文”一词来历作过一番梳理。“变文”如何从埋没近千年后敦煌石室打开再由学者到民间的过程，向达认为，首先是王国维，接着是年轻的“郑振铎先生和他的一些朋友们”，才重视了是这一部分“通俗文学”（火案，郑振铎1938年所著的《中国俗文学史》是中国文学史里第一部专门论述通俗文学史的著作，见刘火《“增进听众的欢喜”——纪念郑振铎逝世60周年》，《中华读书报》2018、6、20）。从这里知道，“变文”虽非郑氏命名，但“变文”一名，从敦煌写本到学者再到大众，郑振铎功不可没。

“变文”一词具体起于何时。至今未清。但从“变相”一词看，“变文”一词大约在唐的中后期就已经定型。“变相”，佛教术语，讲述佛陀和圣人的“神变”之“相”，亦称变绘、变等。向达认为“变文”、“变相”可能同时出现。但就佛经在寺院研习到寺院外的讲传历史来看，“变文”可能晚于“变相”的出现（可参考《变相与变文关系论争平议》，郑阿财，《新国学》2015年02期），虽然《破魔变文画卷》（伯4524），直接用“变相”指代“变文”。而国家图书馆所藏“国图藏云字24号八相变”则是以文字为主体。国图所藏《大目犍连变文卷》卷末，除了署有抄件时期外，直接称这种文体为“变者”。

（《大目犍连变文卷》 北宋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国图藏云字24号八相变，采自《敦煌变文集》图版）

（《破魔变文画卷》局部，伯4524，选自维基百科）

从现在的已成集的《敦煌变文汇录》（周绍良编，上海出版公司，1954）、《敦煌变文集（上下）》（王重民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敦厚变文补编（第二版）》（周绍良、白化文、李鼎霞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等看，“变文”出现于九世纪到十世纪（火案，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大目犍连变文》所写日期为宋太平兴国二年即977年），至十一世纪初，宋真宗（998-1022）明令禁止僧人讲唱变文，变文文本与实物沉入历史深处。直到十九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敦煌石室的打开、直到罗振玉、王国维、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郑振铎（1898-1958），“变文”才重见天日。后经向达（1900—1966）、王重民（1903-1975）、周绍良（1917-2005）等的艰辛工作，“变文”才有了今的格局。（2021、4、26于八米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