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性是在对话中产生的

　　■曹晓凌

　　传统是积成的，当然也是继承的，不停地生成着，是活着的隐喻，任何力量都无法叫停或颠覆。传统是一条河，唯向前走，你会发现未必看到的是风景，而是流向大海的博物馆。

　　中国绘画源于象形的母体，始于唐，兴于宋，继于元明清文人画的言志与闲情等，闪烁着人性的光芒。在不同时期中国画的当代性置身其中，演绎成今天的中国水墨画，是基于中华传统文化大系的土壤，不是孤独地生长与发展，与象形、老子、孔子等有关。“上善若水”， 老子的智慧，可以说是水的智慧。老子是水边沉思和吟颂的智者。那时，自然与世界没有被污染，大地与天空都很清洁，水流也清澈如镜，人的灵性与智慧也都清澈如镜，他坐在水边，他全神贯注，仰观俯察，静思默悟，以天真看天真，就看见了生命的本体；以清澈看清澈，就看见宇宙的穷尽；用镜子照镜子，就看见了存在的真理。正是因为老子对自然和天道的敬畏，他终于，窥见了深不可测高不可问的“天机”和“玄妙”，让人猜想。许是受到老子的点化，当水与墨相容，所出现的幻境既直接又隐喻，成就了水墨画。这就是我们用水墨来直接地解读或定义中国画的原因，但这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水墨画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性格和中国画的文化核心精神。

　　不仅是老子，还有孔子、孟子、王羲之等古圣先贤，都是从清澈、浩渺的春水秋波里获得启迪，得大道。我国几千年的文化，正是得益于遍地的清流灌溉，才润出那样悠久、空灵的意境。因此智慧是水的智慧，若是没有那样的好水，让人猜想中国文化定会是另一样子。因此说老子、孔子是造山者和造矿者，而我们是挖矿者和消费者，这正是我们现代人应该检讨的地方——拨离传统的基因不可能产生艺术的当代性。

　　值得我们检讨的另一大重要原因，中国画遭受近百年来西方文化及多元文化的冲击，从“五·四”到“徐蒋体系”到“现代艺术思潮”，艺术家们没有回避，艰难跋涉、负重前行，产生了像齐白石、张大千、高剑父、徐悲鸿、蒋兆和、吴冠中、周韶华等代表人物。与此同时西方文化也在与东方文化相互碰撞，诸如张大千与毕加索的相会、毕加索非常欣赏齐白石，即“和平鸽的故事”，赵无极把中国画的书写精神浸透到西方油画中，还有亨利·马蒂斯对中国绘画仰望及达利的梦境等等，吴冠中将此现象譬如为，东西两大文明同时在爬山，西方文明是从山的西面攀登，东方文明从山的东面攀登，总会在山顶会合，攀登在最前面的理所当然是践行当代性的代表人物。因此多元文化带给现代的，实际上是共生共存的竞争文化，当代性首当其冲。

　　中国绘画发展到今天，提出的当代性问题，主要针对文人画而言，文人画自兴起至今已有500多年了，文人画在百年前大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仕大夫的闲情逸致、家国情怀及兼收并蓄。近百年才进入大众及百姓市井生活，尤其在“五·四”之后，出现古骨新肌，但还谈不上当代性问题。当时间进入2000年前后，现代艺术思潮、798艺术区、北京双年展等事件的出现，到2014年的系列当代水墨展等，渐显从文人画中走出，所显现出中国绘画的当代性，令世界艺坛关注与瞩目。相较过去百年，很多中国的文化被西方强势的经济文化压倒或者肢解，支离破碎，从而我们反思我们的文化是哪儿出了问题，难道是中国的哲学文化，孔子还是庄子导致的落后？我们甚至失去了方向和目标，处于被动挨打的从属位置，甚至唯西方是从。你看看所谓的前沿性实验水墨艺术，多少艺术家都是画的一个形式。这个形式是典型的西方的外衣和虚壳，学得快，看了就立即搬来，自己的东西没有，看不到根在哪儿，不了解自己祖先留下的优秀传统文化。不知道自己脚下的土壤，拿来种子就种，感觉一定能活？作品所表达的总是莫名其妙，不知所云，甚至装模作样,猎奇耍怪，把无知当“当代性”。

　　当然，在国际化大背景下东西方的文化需要的是相互接触、了解、碰撞、磨合与借鉴融合，在竞争中共生共存，在对话中发展进步，而不是主仆盲从，更需要调整和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