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沁：浅议古籍引入现代图书分类体系的现实意义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转变对文化事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化是国家与民族的灵魂。古往今来，世界各族人民无一例外都受益于本民族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产生的文化遗产。其中，古籍是最重要的载体之一。

　　古籍传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是深挖民族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资源。然而长期以来，阅读、研究与利用古籍的主体大都局限于相关学科的学术圈内，少见专业以外的其他受众，普通民众对绝大部分古籍甚至一无所知。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大部分古籍语言晦涩、内容艰深使得普通读者难以亲近，但另一方面或许也因为古籍固守传统分类体系使其被普通现代读者检索利用的可能性大大减少。

　　我国目前对现代图书多采用《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加以分类整理，但是对古籍的处理却采用传统的四部分类法，书目的编制依据也大体按照这样的原则，这种古今分裂的状况为普通读者的查阅带来诸多不便。早在80年代国家图书馆编制《民国时期总书目》时，吕叔湘先生就曾提出过这个问题，他在撰序时表达了对新旧分类法有朝一日实现统一的期望。

　　四部分类法毫无疑问本身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从文史类学科的专业研究角度看，对古籍也仍是最适合、最精准的分类方法。但是对普通读者，尤其是年轻人以及一些非相关专业学者而言，如果想在古代文献中寻找引证参考资料，这一分类体系却不那么友好。随着古籍资源开发利用工作的推进，古籍文献由面向专业人士的研究需求逐步向面向大众的文化需求转变，在保留传统分类方法的同时，将古籍纳入现代图书分类体系，比如被广泛接受的《中国图书馆分类法》，显得愈发紧迫。

　　与传统的《四部法》相比，《中图法》有如下优势：

• （1）《中图法》是一部综合性大型图书分类法，体系完备，编制技术先进，类目设置丰富，可以大致满足古籍基于内容的分类需求；

  　

• （2）《中图法》对于《四部法》的辨体类目（即按书的体裁设置类目）是有益的补充；

  　

• （3）《中图法》适应现代科学的发展和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可以满足当代广大读者的一般需求，使非专业读者或对《四部法》不熟悉的其他专业学者可以通过它来检索到可资利用的古籍书目信息。

  　

　　这将不仅有利于传统文化的推广，对学术的传承发展也会产生积极影响。中国的学术史历来是以书目为主要的修撰基础，凭借书目“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是治学的不二门径。将古籍纳入现代图书分类体系中，正是对我国“考镜源流，辨章学术”传统的精神继承。所谓考镜源流，既要知源，也要知流。源与流，本不可分割、息息相通，古籍是过去的“今籍”，今籍是未来的“古籍”。然而，当书目体系古今分家，古籍与现代图书截然分立，学术发展难免陷于源不知有流、流不知有源的断裂窘境，使书目在发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方面留下重大缺陷，从而限制了学术的发展：“流”固然因此失于根基浅薄，“源”何尝没有活力枯竭的危机感？

　　学术发展是承前继后的连续过程。古代文献既是学术史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学术整体推进的宝贵财富。作为精神文明的载体，其价值超越了物理存在的历史局限。它们不应该仅仅因为形成时代、分类体系的不同而被隔离在现代学术图谱之外。古籍另册而立的现状，虽有助于保存传统的学术体系，却也可能因为与现代学术脉流的隔膜，而失去应有的生机。阻断古典学术与现代学术之间本来的联系，这对于古典学术的继承和现代学术的发展都是一大遗憾。

　　事实上中国古典目录学与西方目录学所代表的现代目录学在当代已经有了汇流融合的基础。在信息大爆炸愈演愈烈的形势下，以学科分类见长的现代目录学体系日益重视书目分析功能的建设，这恰是中国古典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传统的核心优势；而现代目录学体系长久以来在学科分类上的积累，对于在这方面被视为短板的中国古典目录学也将是极为有力的补充。

　　如果说，曾经的断裂是由特殊的历史时期造成的，那么今天的学界如果期望被视为文化瑰宝的古籍能保持活力、期望当代学术能接续道统，就应努力弥合而不是巩固古今裂痕。活力与生机永远来自于对话，而非各自为政。统一分类体系不仅将使古籍的当代价值、古籍与今籍的学术关系得到彰显，更为古典目录学与当代目录学的对话提供空间，让我国“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获得新生。

　　本文作者：王沁，博士，高级经济师，现供职于国家图书馆国图书店书目数据中心。

　　本文部分内容已发表于《图书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