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题跋是古代弹幕吗？

乾隆皇帝是一位能文、善书、好题、乐鉴、喜钤印的书画艺术从业者。据《乾隆宝薮》中记录，乾隆在书画中经常使用的印玺多达1000余方，著名的有《乾隆御览之宝》《御书房鉴藏宝》《古希天子》《太上皇帝之宝》等印玺，这代表了他不同时期、不同作品的“网名”，其中《古希天子》更是其晚年得意之玺。乾隆时期，其题跋书画之多、收藏钤印之繁，罕有可相匹者，凡在书画历史中称得上“优秀作品”者，无不被“涂鸦”和钤印。人们在无奈之余，只能反讽其“弹幕包”贯穿了整个书画史，堪称古代书画的“弹幕之王”。

我们不妨借这个戏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乾隆算得上“弹幕王”吗？进而言之，题跋在什么意义上能被我们当作古代“弹幕”；在什么意义上，又只能是“古代”的弹幕？为此，我们需要先从题跋本身说起。

题跋是什么？

书画题跋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演变过程中比较有特色的一部分，它囊括了诗文、书法、绘画、印章等多学科知识，是以品评、鉴赏、考证、记事为主的文字，以及鉴藏的印章，体现在“诗书画印”结合的审美内涵，以及诗画同源、同法、同理的认识之上。题跋自宋元文人画盛行开始，成为了书画艺术不断发展变化下一种特有的体裁形式追求，具有布局、交流、品评、鉴藏、展示等功能。

有趣的是，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古老文化，现在竟然被人们戏称为古代“弹幕”，这当然源于网友们的创意，可也少不了题跋本身的特点。一个最直观的相似点就是：题跋长得比较像不会“动”的弹幕，可除了外观的相似性之外，“题跋”又有哪些功能上的特点，让它能够被当成古代的“弹幕”？

题跋的确很像弹幕

首先，题跋具有多种功能，但最本源的功能之一还是现在常说的“文艺评论”，即作为文艺短评尤其是同一时代人的题跋，往往是记述对这件作品本身的评论和感受，并对作者的艺术思想发表自己的看法，比如同为“元四家”的倪瓒在题王蒙《岩居高士图》时云：“临池学书王右军，澄怀观道宗少文，王侯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

与当下强调专业性和学术性的“现代文艺评论”相比，这些文字多为短文。一方面，写作比较自由；另一方面，因题在画中，不能长篇大论，语言精练，言简意深。其实，不仅是题跋，中国传统的文艺评论有很多都是简短的个人论断。后来是因为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和印刷媒介的发展，才催生出了所谓的“现代文艺评论”形态。虽然，弹幕在现代文艺评论之后，题跋在现代文艺评论之前，但不难理解，两者都不同于位于“中间”的现代文艺评论，都分享了个人化、非论证等不同于现代文艺评论的特点，因而呈现出某种跨越古今的相似。

其次，题跋不仅仅只局限在“对于作品的品评”，有时也构成了作品本身。题跋者会根据画风的需要，经营位置，巧妙安排。有的画面补空，章法饱满；有的顺势长题，气韵生动；有的诗书画印，布局平衡；有的题头著尾，协调统一。题跋者也会根据作品主体选用不同书体进行搭配；考虑题款的长短、字的多少与大小，墨色浓淡等；考虑印章使用的大小，朱文与白文的选用以及钤印的位置；印泥朱砂或朱镖颜色的选择等，都有着十分严苛的范式，这样才会使书画作品上黑白红三色呼应，使布局千变万化，不落俗套，形成别具一格的书画组合。因此好的题跋，不仅在内容上堪称艺术，在形式、位置上也与作品互相增益，构成一个统一整体。

这一点对于弹幕来说更加明显，甚至出现了“无弹幕不视频”的呼声：飞来飞去的弹幕非但没有破坏作品的审美，反而构成了独特的弹幕体验。当然，这并非因为弹幕有着堪比题跋的章法布局和形式美感。但弹幕也有自己的讲究，真正懂弹幕的人深知，弹幕看似随意实则门道颇多，要想弄清这些门道，恐怕需要在弹幕网站泡上一段时间，才能真正从新媒体的互动社交文化和青少年亚文化中找到那些构成弹幕审美体验的元素。我想，这会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再次，题跋也可以充当社交空间。题跋内容分为批评、鉴赏、考订、记事等。在古代，文人士大夫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之间来往频繁、关系密切，大多数都是亦师亦友，他们之间常有书画雅集，互赠书画，相互品评，通过笔墨记述生活琐事，而后随着作品的流传，题跋的内容更加丰富，批评、质疑、争辩也会出现。不同历史年代的书画家可以通过传递的形式，将“题跋”继承下来，比如王羲之《兰亭集序》冯承素摹本（神龙本）、王珣《伯远帖》、颜真卿《祭侄文稿》、苏轼《黄州寒食帖》等古代书画，都已成为历代书画爱好者心摹手追的传世神作，他们对于“神作”的顶礼膜拜产生了自我的情感抒发，即兴赋文，长款题跋并钤印盖章。

或许我们可以打趣认为，所谓的“兰亭论坛”、“颜真卿书法论坛”、“苏轼书法论坛”等，其实很早之前就已经有了，这不是实体会议也不是虚拟网站，而就是那个直接构成了作品本身并被作品本身传承下来的题跋！在这个意义上，题跋利用宣纸实现实体形态，而为我们提供的却是一方虚拟空间，古人、后人、不同地域的人，借助这个提供的特殊平台，实现超越时空的相遇和互动。综上所述，题跋的确充当了虚拟社区的功能，体现了一种独特的社交属性。

题跋毕竟不是弹幕

虽然在评论形态、作品构成和社交属性上有着诸多或必然或偶然的相似，可题跋毕竟不是弹幕。

一个最重要的不同就是，题跋出现在宣纸上，弹幕出现在屏幕上，宣纸上的东西下笔无悔、独一无二；屏幕上的东西往往可读可写、可复制可传输，这在根本上注定了题跋和弹幕的不同：前者不可更改、不可复制，决定它只能是精英的文化，只能为少部分人占有，成为文化资本意义上的主流文化；而后者作为信息化趋势的一个组成部分，则向更多人敞开，成为用户数量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因此，同样是在原作上直接评论，对于弹幕，是观众冲上舞台，昭示的是“观-演”关系的变革，更多地体现了文化及其社会结构的革新。但对于题跋，是一届精英卸任把另一届精英请上台，是少数人的传承有序，更多地体现了文化及其社会结构的延续。

再回到最初的问题：乾隆是“弹幕王”吗？是的！他的确创造了众多“古代弹幕”。乾隆是“弹幕王”吗？不是的！因为只有乾隆才能成为“弹幕王”，所以他虽是“王”，可这并不是“弹幕”，并不是我们理解的“每一个人的弹幕”。

王珣《伯远帖》上的乾隆题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