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磨难 鲜为人知 倍加珍惜——徐悲鸿油画《徯我后》的三次修复

徐悲鸿 徯我后 油画 1930-1933年

徐悲鸿油画《徯我后》

　　被誉为“中国美术复兴第一声”的油画《徯我后》，是徐悲鸿巨幅历史题材代表作之一，它和徐悲鸿的另一幅油画《田横五百士》一起，为油画民族化开辟蹊径，奠定了中国油画的基石，成为中国油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故事取材于《书经》，描写的是夏桀暴虐无道，民不聊生，商汤带兵去讨伐，受苦受难的百姓渴望得到解救，企盼明君的到来。于是便说“徯我后，后来其苏”，意思是“等待我们贤明的圣君，他到来了我们就得救了。”

　　《徯我后》创作于1930年至1933年期间，正值“九·一八”事变以后，大片国土沦陷，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及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徐悲鸿用画笔呐喊，将男儿的一腔骨血融于《傒我后》的历史典故之中，将自己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奔腾于尺幅之间，表达了“还我山河”的殷切期待。

　　正如徐悲鸿所说“美术虽为小技，但是它可以立大德，创大奇，为人类申诉”。徐悲鸿几易其稿，历时三年，才完成这幅中国美术史上的鸿篇巨制。《徯我后》展出近一个世纪以来，在社会上引起经久不衰的强烈反响。

　　为了实现“所有文艺的最终归属只有在服务社会公共文化中发挥作用，也只有在得到人民群众的喜闻乐见，才具有真正的价值。”也为了做到对长期展出文物作品的妥善保护，北京徐悲鸿纪念馆，对油画《徯我后》已经进行过三次修复。

油画《徯我后》的第一次修复

　　1953年9月26日，因突发脑溢血，徐悲鸿倒在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工作岗位上。为了纪念徐悲鸿为我国美术事业的贡献，12月，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央美术学院在中山公园中山堂联合举办了徐悲鸿遗作展，展出徐悲鸿精品画作油画、国画、素描和粉画共226件，其中油画《徯我后》的出展有段艰辛的故事。

　　据徐悲鸿的学生戴泽先生介绍：“徐先生去世，中央美院与中国美术家协会随即筹办徐先生遗作展览，时间很紧。筹备地点在民族美术研究所刚完工的两层新房里，吴为同志负责全部总务，我负责油画的整修工作和配框。《徯我后》是打电报从南京用长木箱运来的。”

　　《徯我后》从南京而来这件事情的原委，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廖静文生前曾详细地讲述过。作为徐悲鸿最主要的作品，《徯我后》是徐悲鸿在国立中央大学（现为南京大学）艺术系任教时画的，后来，这幅画曾一度挂在国立中央大学大礼堂里。悲鸿去世后要举办遗作展，就想到了这幅画，于是向南京找寻。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多灾多难，尤其是南京，遭受了日本人的扫荡摧残，又经历了战争的硝烟，战争中人命尚且不保，何况一幅画作！《徯我后》的命运如何，具体情况，也无从知晓。所幸的是，这幅画还在中大（解放后改名南京工学院），然而却不是挂在礼堂的墙上，而是被当作遮挡物用来遮挡学校破败的窗户，日晒雨淋的，找到的时候已是不堪入目了。国立南京大学艺术系主任黄显之先生把画从南京寄出，寄的时候，他说什么也看不见了。

　　这一点，戴泽先生便能明证。他说：“从箱里取出画，慢慢地摊在地上，画布像鱼网，糟的厉害，一拉就破，画面上有土有霉，真看不出什么了！一段沉默之后，江丰同志说算了罢。许久没人答话。我说我来试试看，大家也就同意了。离展期只有四五天时间了。我立即请木工赶作内框。打电话从‘美术供应社’买来一块亚麻布，又去颜料店买猪皮胶，在水泥地上粘了起来。沾不平，就用烙铁。哪知用烙铁更加不平了。正在着急的时候，旁边有位给民族美术研究所做家具的老师傅，提出用团粉粘。当时，韦江凡同志是民族美术研究所的秘书。经他同意让老师傅来参加这一工作。经过加班加点，很快把新布粘平了。绷在内框上了。然后在破落的地方用胶粉填补。然后上颜色，最后上光油。时间很紧，韦江凡同志也一同参加了修复正作。工作是粗糙的，前后一共4天时间。每天工作在10小时以上。幸好当时有关工作同志都配合密切，不像今天办事这么费劲。展出后，反应很好。南京黄显之先生说当时画是他寄出的。寄的时候，什么也看不见了。想不到会有这样的效果。”

　　1953年12月，徐悲鸿遗作展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展出，周恩来总理亲自参观展览。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廖静文生前回忆道：“周总理很仔细地欣赏了悲鸿的每一幅画作，还特别站在《徯我后》这幅画前面，给在场的人们讲解了《书经》上的这句话，他还回顾了悲鸿创作这幅画的时代背景，说徐悲鸿针对国民党的腐败而抒写了人民对光明的渴望和期待。然后，他说成立徐悲鸿纪念馆很好，要好好保护这些作品。”

　　1954年9月26日，在徐悲鸿逝世一周年之际，文化部以徐悲鸿北京东受禄街16号的故居为馆址，建立徐悲鸿纪念馆，周恩来总理题写“徐悲鸿故居”匾额，郭沫若题写“徐悲鸿纪念馆”馆名，对国内外观众开放，展出徐悲鸿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徯我后》与徐悲鸿的另一幅巨作《田横五百士》一起，成为油画展厅的主要作品，分占两个墙面，以油画特有的表现力传达着震撼人心的力量，使无数观众和美术爱好者获得美的享受。

　　关于《徯我后》，戴泽先生还回忆道；“1961年苏联修画专家秋拉可夫来北京看到这张画，我介绍了修复经过。他认为修复不正规，不合规格，年久之后油画颜色会掉下来的。”

油画《徯我后》的第二次修复

　　关于《徯我后》，廖静文生前也还说到：“文化大革命中，纪念馆受到冲击，在周总理的帮助下，馆藏文物全部搬到故宮博物院南朝房保存。当时往外搬的时候，由于《徯我后》尺幅太大，纪念馆大门小，搬不出去，不得已，只好从画下面约40公分的地方锯断了内框，摺着画布搬出去的。一直就这么摺卷着，长达15年之久，直到1982年徐悲鸿纪念馆新馆在新街口落成。”

　　廖静文还痛心地说：“当年我被打成了特务，不知道是谁主持的搬迁工作，也没有人来问我，如果只要问我一声，我就会告诉他们，这幅画原来是从围墙上翻过去的。搬出时也可从围墙上搬出，用不着锯断内框。这次又给《徯我后》带来不小的创伤。”

　　故宫南房条件有限，特别是“文革”的十年。因为长期缺乏恒温恒湿的保管条件，徐悲鸿的油画作品几乎全部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

　　徐悲鸿之子徐庆平先生回忆道，1982年，在故宫看到这些画作的时候，很多油画的颜色变酥，色彩开始剥落，画面变得灰暗，有些颜色连同底下的画布底子一起大面积脱落，《徯我后》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1982年，徐悲鸿纪念馆对油画《徯我后》进行第二次修复，这次的修复工作仍由戴泽完成。戴泽在其撰写的《修复〈徯我后〉》一文中，详细地写到：“1982年再修复时，当时的院长江丰同志，党委书记陈沛同志都热情地说‘纪念馆的事就是美院的事’，决定在美院刚落成的新楼进行。经美院同意，我们把画搬进大餐厅。过了几天，餐厅壁画的作者嫌我们碍事，一再扬言要把我们的东西扔出来。我们只好搬到另一个地方，但又被管事的同志认为妨碍了她的工作，又被轰了出来。最后，当时党委副书记洪波同志亲自出面，决定在厨房里进行修复工作。厨房当时也有人管，尚未使用。与《徯我后》第一次修复比较起来，使人感慨不已。第一次四五天全部修完展出。第二次折腾了半个多月，还没有开始修复。修复时，发现两层布许多地方脱离。画面上也掉了许多地方。这次采用乳胶将脱离的地方粘起来。廖静文先生和何利民同志常去视察工作。馆里还派出一些同志昼夜值班。大约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徯我后》第二次修复工作结束。”之后，戴泽曾写过报告，建议国家派人出国考察、学习油画修复，并建立油画修复工作室或小组，强调油画工作修复室是油画的医院，遗憾的是他的建议没有得到重视。

　　1983年1月，徐悲鸿纪念馆在新街口北大街53号落成，《徯我后》仍占据油画展厅一整面墙，与《田横五百士》、《愚公移山》等巨作展现徐悲鸿的“美育思想”，向社会起到美术教育的功用。

油画《徯我后》的第三次修复

　　1995年徐悲鸿诞辰100周年，6月，国家文化部、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国文联、中国美协、中央美院、北京徐悲鸿纪念馆等联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徐悲鸿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展》，油画《徯我后》也在展出之中，在较强的光线之下，观众肉眼可见面画各处因颜色剥落造成的小块空白，这使徐悲鸿纪念馆在解决油画收藏保管问题的同时，又面临着油画的修复问题。

　　1999年夏，北京徐悲鸿纪念馆邀请了法国博物馆著名油画修复专家娜塔丽·宾卡斯对馆藏全部油画进行情况鉴定并进行修复。宾卡斯在对《徯我后》现状进行深入细致分析后指出，徐悲鸿油画使用的材料和技法，毫不逊色于法国绘画大师德拉克罗瓦，所以画的损坏程度比她最初想像的要好得多。她采取五个阶段亲自对《徯我后》进行修复：首先用医用棉花和专门的柔和清洁剂，一点一点地清除画面的灰尘，再用清水擦去画面上清洁剂的残留物。其次，通过多次局部试验，确定选择合适的化学溶剂，去掉已经变质的亮油层，同时又能保护下面的颜色不受伤害。再次，使用不同的化学溶剂溶解以前补上的颜色，将以往所做的不理想修复全部去除。接下来用白色填加物修补颜色剥落处，为了保证画面颜色层的一定厚度，填补物处需比周围颜色面低一点。最后在白色填加处补色，为了保证在多年之后看不出修补过的痕迹，修复者务必做到笔触、肌理和颜色的毫无二致。

　　修复一幅画，显然比观赏一幅画更能体会画作本身精妙的技艺。经过好几个月的辛勤努力，《徯我后》恢复了光彩，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最后为了保护已被修复的画面，专家还为画重新上了光油。

　　2018年1月26日，“民族与时代——徐悲鸿主题创作大展”在中国美术馆隆重开幕，展览梳理了徐悲鸿具有时代标志性和历史价值性的系列作品，其中《徯我后》与《愚公移山》、《田横五百士》等巨幅油画作品在“民族精神”一章中闪亮登场；2018年3月16日，在中央美术学院建院100周年的庆典上，《徯我后》再次以徐悲鸿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出现在《悲鸿生命——徐悲鸿艺术大展》上，神采飘逸、魅力十足，令观众叹为观止。

（作者为徐悲鸿纪念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