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董收藏，爱亦有道

　　金石书画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主要艺术爱好，一些文人在科场成功、进身官场后，也依然保持着这一爱好。所以，在古代，许多重要的金石书画收藏者是官员。笔者近年来关注晚清官员吴大澂及其友人的艺术创作与收藏活动，得到一个初步的印象，晚清的一些高官（至少是我所研究的那些人）平素颇能自律。以下举几个他们收藏古董的例子。

　　1873年，吴大澂出任陕甘学政，这对于喜欢收藏古董的他来说，真是一桩美事。陕甘的物质条件虽远不及吴大澂的故乡苏州，但陕西自周秦至汉唐，都曾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出土古董最多。吴大澂到陕西后，不但从古董商处积极购藏，也和当地的收藏家多有交往。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吴大澂说当地收藏家颇愿意对他出示自己的藏品，因为他们知道他不是一个巧取豪夺的官员。

　　当时在京城的官员，喜欢逛琉璃厂买古董，古董商们也不时把金石书画送到官员的家中请他们挑选。晚清一些京官在日记和信札中记录了自己和古董商打交道的经历，从中也颇能看出他们平素的待人处世风格。比如说，被吴大澂尊为老师的潘祖荫，在1872年写给吴大澂的信中抱怨：“市侩居奇种种，可恨，尽已挥斥矣。囊已罄，而索值者动辄盈千累百，真不顾人死活也。”潘祖荫是晚清的大收藏家，1872年的官职是户部左侍郎，是政府高官，但对古董商的漫天要价也甚是无奈。

　　在晚清名宦翁同龢的日记中，也有不少和古董商讨价还价的有趣例子。1867年正月十四日，翁同龢在琉璃厂见到一本汉代礼器碑的旧拓本，古董商索价四两银子，翁同龢把拓本带回家观赏后，出价三两，古董商不同意，翁同龢就把拓本还给了古董商。这一年，翁同龢在翰林院任侍讲，已经是同治皇帝的老师，每日出入紫禁城。但是，面对高官的讨价还价，古董商少一两银子都不卖。而翁则觉得不划算，也就没有成交。

　　1875年初，同治皇帝驾崩，已是内阁学士的翁同龢又成了光绪皇帝的老师。这年的三月中旬，他在琉璃厂的博古斋见到了清初名画家王翚（字石谷）的《长江万里图》长卷，叹为“天下奇观”，古董商开价一千两银子。二十多天后，古董商把王翚的长卷送到翁同龢的家中，翁同龢爱不释手，晴窗之下，反复展玩。由于晚清古董商开价常常远远高于他们实际上愿意出售的价格，所以，把玩一日后，翁同龢便出价三百两。古董商不接受。翁同龢的日记记载：“贾人持石谷卷去，非四百金不售也，为之悒怏。”郁闷之极又渴望之极，翁同龢最终还是让了步，接受古董商开的价，以四百两银子购得《长江万里图》。这笔钱在当时的京城大约可以买一个四合院。

　　由于这些高官在买卖中不霸道，一些了解主人爱好的仆役们也跃跃一试。翁同龢1893年十月的日记记载：一个姓郑的工匠拿着一本董其昌在金笺上作的书画册页来求售，开价八十两银子，翁同龢觉得艺术品质甚佳，但“价高不能得”。

　　潘祖荫、翁同龢、吴大澂都是苏州人（翁之家乡常熟属苏州府），也都被后来的人们归为清流（这种概括是否准确有待讨论）。潘祖荫于1890年去世。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翁、吴皆为主战派，战败后，颇受诟病。这些官员的政治理念和作为与他们的金石书画爱好之间究竟有何关系，本是一个有意思的学术课题。不管我们的研究结果怎样，对他们的历史评价又如何，为政府高官，平素不骄横跋扈、不倚势凌人，他们的接人待物之道也就颇有可取之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