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之合——中国书法的内圣外王

张机（甘肃） 书法

　　■周祥林（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

　　圣是中国有志者的终极追求，尧舜禹，夏商周，每一位以天下为己任之贤达者，无不心向往之。圣的根本在内，无为而至无极，是形而上的；与之相对的是王，是外在的行和为，是很多看得见的真真切切，内圣外王是儒家最完美的境界。

　　天地人谓之三才，王居其中，理应有通天接地的义务，通、接当然是一种形容，但至少要有把天地人合而用之的能力，同时这个能力还是复杂、多样、变化的。但因为他有一种内在的化合能力，故外在之一切悉呈通融汇洽之状。

　　一个内圣外王的人，不止擅长“十八般武器”，而绝妙是皆能如一。治国、治军、治人无不如此。

　　王羲之被尊为书圣，自是诸体悉备，精妙入神。且诸体之间气韵通贯，格品相连，即便如《怀仁集圣教序》，有纯粹点画组接者，亦极和其意。所谓“囊括万殊，裁成一象。”正内在散逸之气凝结之谓也。夫古之“名世”（非为这一时代有名，而是可代表这一时代，文化者如周公，如孔子也）书家悉然之。比如钟繇，善真书却天然胜，而功夫自在；张芝，善草书而功夫胜，又天然自存。可见字于钟、张，体貌上是分，而本根上是合。

　　今日之展览会，把真、行、草（含章草）、隶、篆完全分开，且各体之间一无联系，不免令人咂舌。张怀瓘说“气通于隔行。”其实，岂止于此，必法韵通于隔体也。

　　以文字观之，至魏晋，而真、行、草（含章草）、隶、篆五体成熟完善，但以法书观之，很多新体或刚刚兴起。此处所言之“五体”，与“新体”固非一事，然，书法历久弥新，代有名家的根本正肇于斯。

　　从形貌的“破体”、“合体”来看，秦人简牍中已屡见端倪，晋人的尺牍中，则随处可见，到了王献之便直采其名，唐代陆柬之又完全承袭，故历代于此并不为怪，不怪者正内在气息、气格、气韵之通合，简言之，内圣也。此亦正是中国书法要读书，要涵养，要精神的根本所在，舍弃了这些，徒具形貌，莫说“破体”、“合字”，即便同一字体，亦不可合也。

　　中国书法史，每代均诸体纷呈，客观制约，主观审美互为作用、互为转换。比如东汉，居于文化中心的豫、鲁之地，自然不同于荒地边陲，所以孔庙三碑这样极具高级文人意味的作品，只能在豫、鲁诸地诞生，而《西狭颂》、《埔阁颂》只能出现在远离中心的甘陇之地；又比如魏晋时期，实际上自曹操写了《让县自明本志令》，魏晋散文就和两汉文章有了变化，书法之变此刻则更为明显。文人门阀之擅与平民百姓之好差若云泥，故《爨宝子》、《爨龙颜》成于云南曲靖，《好太王碑》成于吉林集安。加之时俗所尚，文人士大夫是不会以翰札之体写碑铭墓志的。书法因精英文化之变化、之发展、之巅峰，于此足可窥之。后之唐、宋、元、明、清诸朝，概莫如是。

　　需要说明的是，赵宋时期，因为活字印刷术的兴起，出现了以颜、柳楷书为体势的宋体字，并以此印制书籍，广为流布，这一字体之产生，对后世之书法破坏极大，因为人在读书过程中的潜移默化，宋体字整齐划一的形状已经留有印象，而在此之前，所传之书均手抄而成，一本一体，不具框篱。

　　外貌合于内体，犹外王合于内圣，此书法高明神秘不可离心处也。

　　夫书无论几体，亦必以合为其终，合而能美为其极，此正合之难处，亦正合之妙处，此亦魏晋之书高于后世之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