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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海霞:《洛阳伽蓝记》版本述评 二维码
发表时间:2021-12-24 09:31来源:善本古籍
《洛阳伽蓝记》,北魏杨街之撰。杨街之,北魏北平(今河北满城县北)人。孝庄帝时官奉朝请,历任抚军府司马、秘书监、期城郡太守等职。为人博学多才,兼通佛教经典,对北魏末年王公贵族的腐朽生活和佛寺的奢侈淫滥状况深表不满,曾上书痛斥奉佛求福行径的祸国殃民。其于《魏书》无传,事迹略见于《广弘明集·叙列代王臣滞惑解》。
首先是关于《洛阳伽蓝记》的成书背景问题。北魏从孝文帝迁都洛阳(公元495年)之后,统治阶级崇奉佛教,王公百官、豪富地主劫夺百姓财物,广造寺塔,大养僧尼。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在正光(公元520年—524年)以后,佛寺有3万余所,僧尼有200余万。仅洛阳城内外,即有寺院1367所,侵占民居达三分之一以上,皆金碧辉煌,穷奢极丽。永熙之乱(公元532年),孝静帝被高欢强迫迁都于邺,洛阳城郭寺庙多半焚于兵火,崩毁残破。武定五年(公元547年),杨衙之因事重到洛阳,对照昔日“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寥廓,钟声罕闻,恐后世无传”,因采拾旧闻,追述故迹,撰《洛阳伽蓝记》五卷。另有如是之言“见寺宇壮丽,损费金碧,王公相兢,侵渔白‘姓,乃撰洛阳伽蓝记,言不恤众庶也”,这几句话也一定程度上指出作者著书的要旨。
其次是关于《洛阳伽蓝记》的史学价值问题。全书以记载洛阳名寺的兴废沿革为纲,先从城内开始,次及四门(城东、城南、城东、城北),并表列四门新旧名称,按远近次序,各分为一卷。提纲挈领,体例明确。内容虽以记佛寺为题,但实际着重记载当时的政治、人文、风俗、地理及传闻故事等,从宣武帝以后的皇室变乱、宗藩废立、权臣专横、阉官恣肆、艺文古迹、苑囿建筑,以及民间怪异、外夷风俗等,无不详记,可以补充《魏书》、《北史》所不足。如卷五所记载的《宋云行记》,就是研究6世纪初期中亚交通及中国与印度、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文化交流的重要史料之一。
第三是关于《洛阳伽蓝记》的世传版本问题。该书流传虽久,但苦无善本。现今流行的诸种刻本皆有错字脱文,读时须参校各本。据唐代刘知几《史通·补注》篇所述原书本有正文、子注之分,为史家手自作注之例。陈寅恪《读洛阳伽蓝记书后》以为,这种体裁乃摹拟魏晋南北朝僧徒合本子注体例。但后世刻本文、注混淆,连写在一起,不容易分辨原书体例。前人在校勘和分析正文与子注方面已经作了不少的工作,但是除了利用《法苑珠林》、《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几种资料以外,还有许多极重要的材料未能利用。如《历代三宝记》、《续高僧传》、《大唐内典录》、《酉阳杂俎》、《绀珠集》、《类说》、《元河南志》以及《永乐大典》等皆是。清代吴若准编有《集证》本,除参校文字异同外,曾试图区分正文、子注;另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除校勘和分析正文与子注的工作之外,义作了必要的注释,这样读起来更为方便。现将现有《洛阳伽蓝记》的各版本进行罗列。
下面我将着重对已选定的两个版本进行介绍,分别是《洛阳伽蓝记》津逮秘书本及四部备要本。
津逮秘书本,《洛阳伽蓝记》五卷,明崇祯年间毛氏(晋)汲古阁所刻,出自如隐堂影写抄本,校以《太平御览》和《太平广记》。现存本为足本;竹纸,是原装帧线装本;有原封皮,有书签,内容为“津逮秘书第百八十二册”,字体为篆书,无印章;无封面;无跋,有北魏杨衒之叙,四页,仿宋体,每半页8行,每行18字,作者衔名为魏抚军司马杨街之撰,有明代毛晋识1页,每半页8行,每行20字,共10行,无印章;版式描述如下:四周单栏无版心,行间无栏,每半页8行,每行18字,无鱼尾,大题为“洛阳伽蓝记”,小题为卷数,有页码,有牌记,内容为“绿君亭”;无目录;无凡例。
四部备要本,《洛阳伽蓝记》五卷《集证》一卷,据(清)吴若准集证本校刊。现存本为足本,竹纸,是原装帧线装本;有原封皮,有书签,无印章;有封面,有北魏杨街之序,每半页13行,每行26字,有集证序,钱塘吴若准撰;有洛阳伽蓝记图;版式描述如下:四周单栏有版心,行间有栏,每半页13行,每行26字,大题为“洛阳伽蓝记”,小题为卷数,有页码,上单黑鱼尾,小黑口,有版心牌记,内容为“中华书局聚”,著明字体“真仿宋版印”;有书根书名;无目录;无凡例。
第四是关于对所选《洛阳伽蓝记》版本的校对问题。应该说上文所重点介绍的两个版本相对较好。但两个版本还是有较大的差异,有不同程度的衍字、夺字、错字、讹字的情况,这只是笔者的一己之见,由于学养不足难免有失偏颇。
第五是关于津逮秘书本中的避讳问题。避讳在唐宋时期比较严格,不但相同的字要避讳,连同音字也要避讳,称之为“嫌名”,明代不如唐宋时严格。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其一为缺笔避讳,即在碰到要避讳的字时,这个字要少写一笔,但要少写哪一笔是有严格规定的;其二为同义字或同音字避讳;其三为完全避讳,即跳过要避讳的字词不写。
该本成于明朝崇祯年间,书中有多处较为明显的避讳,下面将择其颇有代表性的几处进行介绍。
其一,书中涉及“元”字之处,多改写为“玄”。如卷一“其寺东有太尉府,西对永康里,南界昭玄曹,北临御史台”,虽确知该处避讳,但无法明确其详细信息。公元494年(北魏太和十八年)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实行了一系列改革鲜卑旧俗的措施,其中即包括改拓跋氏为元氏,所以此处可能是杨街之撰写《洛阳伽蓝记》时即有意避讳;另外,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名字中含有“元”字,所以此处避讳亦可能是毛晋所为。但是书中也有例外之处,涉及年号之处,则没有避讳,如卷四“建义元年薨于河阳,赠太保谥日文贞嗣王”,类似情况另有几处,笔者觉得此处不能仅仅归结于避讳不净的情况。
第二,笔者认为文中也有真正避讳不净之处,如“洛阳伽蓝记”中的“洛”字。明朝光宗皇帝朱长洛,公元1620年即位,年号泰昌,在位仅一月,别书中常为避其讳,改“洛”为“雒”,但此书中却没有避讳。
文章选自《华夏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