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画美学史的理论新构

《中国书画美学史》

　　■卢珊（南京艺术学院博士）

　　南艺博导樊波先生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所著《中国书画美学史纲》，立足于中国书画中的美学问题，建构了具有中国自身理论特色的书画美学史的新作。在内容上，作者选取“先秦十大问题”作为中国书画美学史的理论根基，史的形式上，逻辑严谨、叙评结合、中西互证、通贯古今。虽然对于书法美学的论述还较为笼统，但旧著《中国书画美学史纲》，已经具备了相应的学术构架。

　　新著《中国书画美学史》是承续旧著部分内容的基础上，历经近三年的打磨，终于在2021年得以面世。樊波先生在新著中做了如下调整：首先，对书名的调整，将原先的“纲”去掉而改为“史”；其次，重新建构了先秦理论框架，对旧作之中的先秦十大美学命题进行了补充，提出十六大美学命题作为整个中国书画美学的逻辑起点；更重要的是，作者还新增了大量重要的书画美学材料例证，重新阐发了书画美学许多问题。纵观这本美学著作，我认为这本新著的学术特点，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在“天人合一”观念下对先秦十六大问题的书画美学理论建构。

　　这十六大命题分别为“有无相生”、“道法自然”、“天下一气”、“浑沦蒙养”、“知几其神”、“阴阳合德”、“万物理法”、“意象构成”、“中和之美”、“人伦比德”、“审美心胸”、“仰观俯察”、“进技于道”、“形神之辨”、“修辞立诚”和“性情抒发”。其中前七个命题属于“天道”，后八个命题属于“人道”，中间的“意象构成”命题则是连接和沟通“天道”与“人道”的纽结，这十六大命题正是“天人合一”观念的体现，它们建构出了一个相对完备的、系统的中国书画美学史的逻辑起点，这一建构不仅仅是针对先秦时期的，而且对整个中国书画美学史发生了深刻影响。正如作者说：

　　“离开了以上十六大命题，我们也就无法真正理解整个中国书画美学史的发展，只有对这十六大命题作深入的理论分析和阐发，才有可能透彻的理解中国书画美学史上各种概念、范畴和命题的思想底蕴，才有可能透彻地把握住中国书画美学的基本精神。”

　　在全书内容构成中，作者亦处处紧扣先秦十六大命题对后世美学思想产生重大影响这一主题。例如，在论述先秦思想中“道法自然”命题时，作者提出老子最先提出“自然”这一哲学概念，并对其“道”之本性层层阐发，以此作为后世书画审美格调理论的哲学源头；又如在论述先秦思想中的“修辞立诚”命题时，作者从先秦哲学《易传》、《礼记》、《孟子》、《荀子》中汲取思想命题，探寻出人的言行“辞”和人的道德品质“诚”之间的内在关系，并以此作为起点，继而指出宋代郭若虚、米友仁，元代杨维桢，明代李日华，清代张庚、王昱所提出的关于“人品与艺品”的美学思想，是先秦“修辞立诚”命题的延续和发展。

（二）以“道”为主、“儒释”为辅的书画美学理论建构。

　　“儒道释”作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思想源头，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倾向。作者在注重史、纲内容撰写的同时，并没有忽略“儒道释”对书画美学史整体格局的深远影响。例如书中关于宗炳山水画美学的阐发，米芾论“天真”、“趣高”和“率意”的表述，就是对道家思想影响的印证；其柳宗元、刘禹锡论书法“明道”功能和艺术地位、裴孝源论“想功烈于千年，聆英威于百代”、项穆论书法艺术中的“中和”之美，就是对儒家思想影响的例证；董其昌的书画美学·南北分宗理论的禅学基础、王文治书画美学四题·佛禅与书画“虚寂”之境，则是中国佛禅思想的验证。概言之，作者主要抓住了以“道”为主、“儒释”为辅这两条具有中国思想主线来贯通整个书画美学史的。

（三）中国书画美学概念、命题、范畴的再度界定。

　　作者认为，书画美学史不同于书法绘画史，其研究重点在于揭示书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概念、命题和范畴的美学內涵。例如作者用“长短、重轻、高低、上下、远近、隐现、有无、繁简、虚实、疏密、清浊、聚散”等美学概念来说明中国绘画中“形式美”的审美特征，就是很好例证。

（四）以史贯纲、纵横结合的撰写方式。

　　“以史贯纲”的撰写方式即按照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顺序的同时，指出中国书画美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用作者的话来说，即“以朝代更迭为外在形态，审美逻辑则为内在骨骼，以求中国书画美学史既呈现为一个清晰有序的历史框架，又使各个分期阶段的审美阐发拥有一种逻辑品格。既能看到每一个朝代的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对书画美学的制约和影响，又要看出书画美学自身逻辑超越时代（或朝代更迭）的独立性和连续性。”这种“以史贯纲”的编撰思路能够将具体的书画美学理论置于宏阔的历史框架中，从而对书画美学理论的时代特征和意义进行准确的定位。

（五）对具有书画美学自身特征的原始材料选取。

　　这一方面体现在作者能够站在古人的视角，对原始材料的重新审视。例如在扬雄“书，心画也”命题的影响这一节中，作者对“书，心画也”的出处——扬雄《法言·问神》作出了重新审视，他认为“书，心画也”命题虽然表面上是一个关于“人品和艺品”的问题，但实际上，结合《法言·问神》原文可知，这句话中的“书”是指人的言辞，而不是书法。作者潜心研究古人的语境，细读原始材料，从而力求避免由于后世误读所带来的理解偏差。这样才能对不同时代的书画美学思想的价值地位作出准确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