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浩云：艺为生存 艺为传承

　　之前我在与溢鑫（上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陈佩秋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树林先生闲聊时，他看了我雅昌发表的《趣谈民国书画家的生存之道》一文后，发出了“艺为生存、 艺为传承”的感悟，这八个字顿时让我感慨万千，这不又是一篇好题材、好题目的文章吗？他不仅道出了艺术家为之奋斗的真谛，而且语言简洁、概括、押韵，读来朗朗上口，过目不忘。

▍生存是艺术家安身立命的第一要务

　　大家知道，人来到这世界上要做很多事情，无论你从事何种工作，最要紧的就是解决好基本的物质生活问题。说得直白一点，人活着要吃饭，就需要谋生计赚钱。所以，生存对艺术家来说是第一位的，也最重要的。

1929年齐白石润例

1930年齐白石启事“卖画不论交情，君子有耻，请照润格给钱。”

　　古往今来，很多以绘画为业的艺术家首先考虑的不是陶冶情操，更不是附庸风雅，而是谋生之术。如果一个艺术家不能将绘画来养家糊口，甚至自己的生存都有问题，那他绝对是一件可悲的事。职业画家齐白石曾对求画人说过：“我一生受苦，从童年至今，所以钱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没钱，怎么生活呢？”

溥心畬自书润例 镜心

2017年北京诚轩43.7万元成交

齐白石1946年作 润格（丙戌）及启事 镜心

2016年北京匡时218.5万元成交

　　美国的安迪•沃霍尔是当今最受欢迎的艺术家之一，每年作品的市场销售额比肩毕加索。要知道，早年沃霍尔的梦想就是赚钱，他曾说：一幅20万的画作不如20万的钞票好看，可见钞票和艺术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荷兰画家梵·高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一生专研绘画，艺术风格极其强烈，但他生前没有人认可他，甚至引发许多人的嘲笑。他一生只卖出一幅画，还是靠他朋友的姐姐，为了鼓励梵•高，特意花费了400法郎，买下了他的一幅作品。梵•高一生贫困潦倒，生活艰辛，37岁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有意思的是：梵•高在世时养不了自己，死后却养活了很多人。他的画死后价格不断的飙升，成了全世界最贵的艺术品。

1944年陈少梅润例

　　有资料显示，无论古今中外，画家通过艺术能养活自己的占比很少，因为绘画艺术本身就是一件高雅艺术，即便是像张大千、吴湖帆、齐白石、于非闇、郑午昌、刘奎龄、陶冷月、江寒汀、颜伯龙这类雅俗共赏的画家，他们都有一定的受众群体，但是，要人们掏钱买他们的作品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种阳春白雪的艺术，有没有它们都无所谓，不会影响到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记得古人就曾说过，“艺术这东西，饿了不能当饭吃，冷了不能当衣服穿”，意思是说搞艺术的人，要通过艺术养活一家人，甚至是养活自己，都是很困难的事情，市场上买与不买往往要看买家或藏家的兴趣爱好和心情财力。

黄宾虹

　　至于那些曲高和寡绘画艺术，似乎是为特定人士量身打造的精神产品，显然他们的受众群体更小，像民国时期的黄宾虹。他的艺术风格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白宾虹”；另一类“黑宾虹”。但是，黄的作品不属于雅俗共赏类的，看好他的人即便圈内人士都很少，有次他的好友郑午昌曾写信给黄宾虹，认为所见他的画，觉黑度尚嫌不足，请他画一幅黑到无可黑的山水画，给其欣赏，宾虹引为知音，立即挥毫，邮寄相赠。傅雷可以说是黄的忠实粉丝，对他赞不绝口，甚至不惜贬张大千、吴湖帆、齐白石、溥心畬来挺黄宾虹。

吴昌硕1915年润例

黄宾虹自订润例

　　但当时市场不买账，黄一幅画出售的价格经常是同行的半价，但即使这样也依然鲜有人问津。由于肯掏钱买他画的人少，黄的润格一度过了14年之后才调整。而上世纪20年代的吴昌硕，润格基本都是隔年调整一次，可见黄宾虹的画市场销路很成问题。黄宾虹也只能无奈地发出：“我死后50年，我的画会热闹起来”。有意思的是：黄宾虹生前曾立下遗嘱，死后将自己几千幅画作捐给国家，可当时浙江竟然没人要，浙博对接受这些东西也不感兴趣，后来在一位爱好艺术的大人物直接过问之后，才勉强答应。更让人悲哀的是接收之后，浙博的人连包裹都没有打开，就搁置一边，打入冷宫，直到黄宾虹去世后三十年包裹才被打开，这就是黄宾虹的遭遇。当然，类似像黄宾虹的画家还有，有的甚至更为悲惨，如海上四大家之一的蒲华，一生鬻画为业，去世后竟然没有钱安葬，有人认为蒲华“卖画卖到死无葬生之地，”最后还是好友吴昌硕伸出援助之手解决。

王一亭

　　当然，在民国画界，也有家境优渥、为艺术而艺术的画家，比如留日油画家陈抱一，他的父亲是著名的洋买办，在招商局担任重要职务，在上海江湾建有宅第，人称“陈家花园”。国画家李祖韩（李秋君的哥哥），曾为中国化学工业社董事长、美国驻中国营业公司买办，李虽是商人却自幼酷爱丹青，擅画山水。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无疑要数王一亭，王与吴昌硕有“海上双璧”之誉，也是吴昌硕的贵人，他身兼数职，既是买办商人，又是慈善家、社会活动家及书画家。尽管他不是靠卖画为业，但卖画价格和销路也不在吴昌硕之下，早在二三十年代就颇受藏界的青睐，尤其在工商界十分走俏。 如银行钱庄、金银珠宝、绸缎布匹等行业中，以店堂有悬挂“白龙山人”字画来鉴别其品位。特别在日本更是被大量收藏，据悉日本鉴赏家以收王一亭作品之多寡相互炫耀竞赛。他们到上海，“总以能见到王一亭为荣，见到王一亭，如果求不到王一亭的画，那有如进入宝山空手而回，无以炫耀亲友。”由此足见在当时的中国画坛，王一亭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大佬级艺术家，也是很值得后人研究的人物。

齐白石、王雪涛、陈半丁、溥佺等人润笔则例

　　总体而言，民国时期为艺术而艺术的画家是很少的，多数画家都在为生存而拼搏，有不少画家甚至不惜背井离乡，成为“沪漂”或“北漂”一族。所以，艺术家考虑生存是第一位的，只有解决了生存，才会考虑更高层次的目标——传承。

▍传承意味着艺术薪火相传、世代不绝

　　对艺术家而言，要使自己的艺术生命得到延续，甚至发扬光大、流芳百世，就必须做好传承。以绘画为例，传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林风眠

一是传承绘画理念。

　　如“中西融合”最早的倡导者和最为主要的代表人林风眠，就明确地提出了“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合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的主张。林的主张可谓高瞻远瞩，顺应时代的潮流，得到无数人的响应。培养了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艾青、李可染、胡一川、王肇民、董希文、苏天赐、席德进、罗工柳、赵春翔等大家，可谓桃李满天下。

徐悲鸿

　　徐悲鸿则是以写实主义改造中国画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在中国画坛造成很大影响。他在绘画创作上提倡“尽精微，致广大”；对中国画主张“古法之佳这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对西方绘画，凡“可采人者融之”； 总的概括起来为“守之”、“继之”、“改之”、“增之”、“融之”五法；在艺术表现上，主张“宁方毋圆，宁拙毋巧，宁脏毋净”。徐悲鸿走的“以西润中”的道路。蒋兆和、傅抱石、吴作人、韦启美、俞云阶、靳尚谊、刘勃舒等都是徐的追随者。

孙云生观张大千泼彩荷花的创作

二是传承绘画技法。

　　张大千融汇古今创造了泼彩泼墨技法，他的弟子孙云生、孙家勤则传承了张大千的泼墨泼彩技法；王康乐传承了黄宾虹的点染积墨和张大千泼彩泼墨技法，并将两者有机结合，自创面目。刘勃舒继承并发展了徐悲鸿先生的画马技巧与神韵，技法上用笔老辣、洒脱，造型夸张、奔放，别开生面，观赏刘的画作极富韵律感和时代感。

于非闇弟子观其作画

三是传承绘画风格。

　　这在师徒相承中颇为突出，如吴光宇、王叔晖、任率英、卜孝怀、刘凌沧、潘絜兹、黄均等人物画传承老师徐燕荪；林散之绘画风格与老师黄宾虹相近；娄师白、陈大羽似齐白石；慕凌飞、曹大铁、胡爽庵继承张善孖的虎画风格；陶为浤继承父亲陶冷月新中国画的格调；赵云壑、王个簃、吴东迈似吴昌硕风格，而曹简楼、曹用平又学王个簃，他们犹如一棒接一棒，代代不绝。

郭秀仪等跟随齐白石学画

张大千与女弟子叶名佩合作《子猷观竹图》立轴

在1947年上海画展上被买家复订27次

　　书画传承的途径过去一般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名家收徒授课，代表性画家有曾熙、吴昌硕、陆恢、齐白石、张大千、吴湖帆、刘奎龄、赵叔孺、冯超然等名家。其中，陆恢收徒颇为苛刻，他收徒有三条标准：一是需亲自观看来人气质、言行品德；二是需亲自观其作画基础；三是虽经初步同意，必须跟随学艺三个月，合格者方始承认为入室弟子。要求之严，合格者少，故其一生仅收学生6名，即顾墨畦、沈塘（雪庐）、樊少云、陈摩、黄裳吉、宗履谷。陆恢也是吴湖帆早年的启蒙老师。

1982年，何海霞在北京画院授课

　　第二种是通过美术学校或是社团传授。代表性画家有金城、林风眠、徐悲鸿、潘天寿、陈之佛、陈树人、张书旂等，像金城通过中国画研究会培养出了一大批艺术家，其中麾下惠柘湖、陈东湖、刘饮湖、李枕湖、陈梅湖、李五湖、张湛湖、赵明湖、李晴湖、陈升湖等有北平琉璃厂“十大湖”之称，这些弟子当时在二三十年代的北平已很有市场和影响。

　　还有不少画家既有收徒授课，又在学校（或社团）授课，双线发展，如溥心畬、黄宾虹、高剑父、郑午昌、贺天健、陶冷月、徐燕荪、唐云、江寒汀、黄君璧、赵少昂等。其中现代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曾创立的“春睡画院”，拜入其门后成为著名画家的有关山月、黎雄才、方人定、黄独峰、杨善深、黎葛民、杨之光、卢传远等。徐燕荪则通过中国画研究会通过的弟子也可观，不少颇具实力，如刘凌沧、吴光宇、王叔晖、王凤年、任率英、黄均、金协中、卜孝怀、李天成、潘絜兹等都是功力深厚，身怀绝技。郑午昌当年创立“鹿胎仙馆”时，影响力和号召力就非同一般，同时郑又奔波于各地学校授课收徒，当代最有成就的女画家陈佩秋就是当年在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学习时拜入郑午昌“鹿胎仙馆”之门。

　　总之，传承不仅意味着艺术家艺术生命的延续，更是自身社会价值的体现，正所谓薪火相传、世代不绝、泽及后人，这恐怕是所有艺术家们梦寐以求的终极目标。

　　注：文中图片来自拍卖图录及网络

2022年7月18日

写于上海五栖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