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碑刻之三

汉莽新嘉量铭文

    汉代金文。新莽时期直接凿刻在新嘉量器皿上的文字，与秦权量文字一脉相传，结构上紧下松。特别是下部夸张的拖长，极具装饰性。

开母庙石阙铭

　　东汉延光三年（123年）刻，阙以石条垒成。在河南省登封县嵩山开母庙遗址。“开母”原名“启母”避汉景帝名讳而改，启为夏禹子，铭记夏禹治水事迹。是《嵩山三阙》之一。铭文分成二段，《金石萃编》载：每段均高一尺八寸五分，宽八尺九寸五分。字凡共二十行，满行十二字，下段题名十行，满行七字。《开母庙石阙铭》的篆书，书法古朴，是汉代篆书的名迹。较《少室石阙铭》为严谨，比李斯诸刻方紧，而秦篆浑朴茂美之气，’尚依稀可见。近人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称其“茂密浑劲”不为过誉。

　　此阙石质粗劣,历时久远,故缺损亦多，《校碑随笔》以“玄”字右下角未损者，为明代拓本。上海艺苑真赏社有影印本行世。清冯之鹏评此铭：“汉碑皆隶书，其篆书者绝少。此与《少室铭》实一时一手所作。篆法方圆茂满，虽极剥落，而神气自在。其笔势有肥瘦，亦有顿挫，与汉缪篆相似。”

熹平石经

    东汉熹平四年，议郎蔡邕和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等人，鉴于当时儒家经籍辗转传抄，多生谬弊，乃“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后汉书·蔡邕传》)，于是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石经刻制工程。至光和六年告成，历时凡九年。因始于熹平年间，故称《熹平石经》。

白石神君碑

　　东汉隶书碑刻。阴文篆额题《白石神君碑》。有碑阴题名。光和六年(183)立。碑原在河北元氏县西北三十里封龙山下之苏庄白石神君庙，后移至县学。《金石萃编》载：碑高五尺四寸半，宽三尺三寸，字共十六行，满行三十五字。碑阴三列， 上列在额后四行，中列十二行， 下列十一行。

　　此碑结法方正，字形稍长，用笔清劲，波磔明显，属于谨严整饬一路。对此碑是否为汉人所书，历来有争议，对其书法的评价也不尽同。宋洪适《隶释》云：“汉人分隶，固有不工者，或拙或怪，皆有古意。此碑虽布置整齐，略无纤毫汉字气骨，全与魏晋间碑相若；虽有光和纪年，或后人用旧文再刻者。”清翁方纲认为；“是碑书法专主于方整，在汉隶中为最洁齐者。然风骨遒劲，似尤在《校官碑》隶法之上，不得以其近似六朗、唐人而概疑之。”万经《分隶偶存》以碑未有慕容前燕元玺三年(354)题记，也认为“元玺去光和百七十余年，中间未必重刻。若元玺以后人，又必不肯并题名字摹之也。”郭尚先《芳坚馆题跋》说：“《白石神君碑》有疑为汉碑而后人重勒者，然观程疵书，清劲简远，则此碑断非晋人所为。汉人书原非一体可尽，即此碑结法，要自谨严也。”杨守敬跋云：“……余按此碑在汉隶中诚为最下者，然亦安知非魏晋滥觞?”

　　传世拓本以“高等粒清匪”等字未损者为旧，详见《校碑随笔》。

袁安碑

　　
　　东汉篆书碑刻。全称《汉司徒袁安碑》。东汉永元四年立。在今河南境内，碑石已残，每行末一字及碑额均已损佚，现存碑石高1。39米，宽0。73米，文共十行，满行存十五字，有穿在五六行之间、正当碑中。此石于明万历间在偃师县辛村牛王庙中用作供案，因字在下面无人知为碑刻。1929年夏，村中一儿童仰卧其下纳凉，发现石上刻有文字，即告村人，村人任继斌遂以拓本流传行世。近时有翻刻本。书法结体微方，运笔圆匀，所存之字笔画皆极清晰，为学篆者取法善本。有影印本行世。

袁敞碑

辽宁博物馆藏石1924年春出土于河南偃师
国家图书馆藏本

　　
　　《袁敞碑》 全称《汉司空袁敞碑》，东汉篆书碑刻。1923年春出土于洛阳。东汉永元四年(117)立。《袁敞碑》出土时因已断缺，初不知碑主是谁，立于何年。经马衡先生考证，始定为袁安之子袁敞的墓碑。袁安父子，《后汉书》均有传。据《后汉书·安帝纪》载，袁敞卒于元初四年四月，于是刻碑之年亦定(见马衡《凡将斋金石论稿“汉司空袁敞碑跋》)。与《袁安碑》字体如出一手。马衡谓：“或因敞之葬，同时并立此碑(按指《袁安碑》)，未可知也．”

朝侯小子残石

《朝侯小子残石》东汉 故宫博物院藏
国家图书馆藏本

    《朝侯小子残石》出土於陕西长安县, 出土时间一说为1911年，也有说1981年。

    先后妇闫甘围、周进收藏，今藏故宫博物院。《朝侯小子残石》碑阳存十四行，行十五字，碑阴漫漶存十字。残石首行有“ 朝侯之小子”等字，故得名。残石年月无存，曾有人定为西汉刻石，但番其书法，是成熟的隶书风格，应是东汉时期的作品，字体秀美飘逸。笔法劲健。秦文锦评谕此残石说：“书体的《孔宙》、《史晨》之间，逊其浑厚而劲利过之。亦妙刻也” 。其笔划完好。在现存为数很多的汉代残石之中，《朝侯小子残石》的书法属於“ 上品”。

衡方碑

    汉《衡方碑》，全称《卫尉卿衡方碑》。隶 书，碑文共二十三行，每行三十六字。有碑阴，只存题名二列，余皆漫漶。此碑东汉灵帝建宁元年（公元一六八年）刻，现在山东泰安岱庙内。

    从总的书风来说，《衡方碑》和《张迁》， 《鲜于璜》、 《景君》， 《郙阁》等碑，同属汉隶中古朴雄强一类。它的碑额，阳刻“汉故 卫尉卿衡府君之碑”十字，雄浑方正；碑文阴刻，用笔肥厚古拙，结体宽绰舒朗，行格之间字字茂密而不留空隙。姚华说：“《景君》高古，惟势甚严整，不若《衡方》之变化于平正，从严整中出险峻”。杨守敬也说它“古健丰腴，北齐人书多从此出，当不在《华山碑》之下。”

    应该看到，这一派书风对后世影响的确既深且大。有人说，北魏太和年间（公元四七七——四九九）洛阳书风尚方折，源出于此；也有人说，它不仅启迪颜鲁公，而且唐初欧阳询书和它也有渊源关系；至于清代伊秉绶，近代吴昌硕，齐白石的隶书得雄强博大之气势，亦均受益于此碑。

    简言之，《衡方碑》在书法艺术上比较明显的特点，可归纳为“方”、“重”、“满”三字。所谓“方”，主要体现在用笔与结体上；所谓“重”主要体现在体势和气韵上；所谓“满”主要体现在布局和形态上。正是根据这些艺术特点，前人有把学此碑作为医治贫弱之病、增强豪纵之气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