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其：当代艺术批评的三个面向

    摘要：朱其，1966年生，上海人。现任中国国家画院美术研究院研究员，世界和谐科学院（美国）研究生院荣誉教授，世界文艺复兴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华文化复兴基金委员会理事，首届世界和谐奖、世界文艺复兴奖评委会评委。1994年开始从事美术评论和艺术策展，1998-2000年担任《雕塑》杂志执行主编，2000年参与创办中国第一批艺术网站之一“世纪在线中国艺术网”，2006年创办中英文双语艺术杂志《艺术地图》，2007年任首届北京798艺术节总策划，2009年任首届北京798双年展艺术总监。 2004—2009年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攻读美术学硕士、博士学位。出版专著：《新艺术史和视觉叙事》（湖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1990年以来的中国先锋摄影》（湖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策划展览：《70后艺术--市场改变中国之后的一代》（北京今日美术馆，上海明园文化艺术中心）、《2009年第一届北京798双年展》（2009年，担任艺术总监，北京798艺术区及分会场）等。

    中国当代艺术正处在一个转型时期，前不久发生的诗人俞某打着思想家和“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倡导人的旗号，在美术界自称大师，卖画敛财，并引发长达一个月针对艺术批评的“骂仗”。这一事件，不仅反映了当代艺术生态的低端化，亦触及了艺术批评功能的多面性，以及如何塑造一种公共批评形象的问题。

    俞某作为一个三流诗人，以民主人士及诗歌大师的旗号闯入当代艺术圈，凭籍其多年修炼的江湖政客和盲流艺术家的手腕，短短数年就在美术界把自己包装成有一定粉丝数量的“教主”。

    这一方面反映了当代艺术进入目前的发展瓶颈，整个行业对创作生态出现的商业化小清新、语言工艺化和抽象形式主义泛滥，以及缺失人文精神的不满。人们期待当代艺术既要关注中国的政治现实，又要在语言上注入新的诗性。因此，人们盼望中国的当代艺术创作，能出现政治伦理、诗歌和当代艺术这三者的互相渗透。由于美术界知识训练的不足，尤其是文史哲阅读的缺失，不少艺术家、批评家，对俞某的三流诗歌和空洞的思想，居然普遍缺乏辨别能力，以致在一定场合造成了荒唐的膜拜效应。这是今后亟待补课的一件事情。

    这次最为恶劣的是，俞某等人将美术界的论争变成一种“泼粪化”的低端形式。把江湖内斗的各种手段带入美术界，比如造谣中伤、谎言连篇、谩骂龌龊之语。这种艺术家对艺术批评的泼粪化围攻，无疑是一个艺术生态低端化的危险信号。

    为何一个三流的盲流诗人，在美术界短短数年之内，被奉为“思想家”“文化复兴旗手”“代表性诗人”？又利用这些吹嘘的光环进行商业艺术的包装炒作，先后有一些批评家、画廊为其连三流绘画都称不上的画展站台吹捧，使俞获利。事实上，俞某画作的业余水平，并无真正的艺术销售市场。作品销售主要是卖给一些同情俞的企业家，他们并非因为艺术性而买画，而是以买画的方式资助社会维权人士。

    这场争执的焦点，对画作本身的艺术水准如何并无争议。除了上述所说，缺乏文学史通识的美术界如何识别文学身份的文化骗子；另一个重要的冲突领域，在于艺术批评家对批评对象的“私德”问题的批评，以及如何看待批评家与批评对象的“互骂”现象。

    在手机终端的电信时代，论争就不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纸媒时代，微信群中双方处在一个短兵交战的即时状态，一旦开战，如同一个街头围观的对杀状态，议题从作品的质疑到对方的“私德”均会纳入猛烈批评的对攻。

    在此情况下，美术界有人认为“艺术批评不可讨论私德”。如果一个人将某一专业当作职业，他就不能议论道德问题？在一个道德水准滑坡的年代，一个人不管是从事艺术批评或其他任何职业，他都有义务尽公民的义务。所谓的公民义务，就是批评周围的人“恶行化”的私德。这涉及到一个私德与公德的界限问题。私德若超越了底线，就不是私德问题。

    经过20世纪的发展，艺术批评事实上包含三个面向：一是艺术作品的批评，这是艺术批评的核心工作。二是艺术体制的批评。艺术体制属于艺术创作的总体影响的因素，已成为国外艺术史研究及批评的一个重要课题，比如社会主义国家的文艺制度对宣传画创作的影响，艺术市场的导向对艺术创作的影响。三是艺术生态的批评。这属于一种广义的艺术批评，即对一个行业的道德伦理的批评，比如对商业骗局、拜金主义、浮躁功利的生态的文化批评。

    进入2000年以后，当代艺术拍卖出现了“天价做局”的商业行为，以及将艺术作为生产的牟利化的商业生态。这两类人制造了一种反对第二、第三类艺术批评的歪理，诡称艺术批评家只能从事第一类的“艺术作品批评”，而不能对艺术市场、文化和人格伦理进行批评。事实上，即便狭义的艺术批评不包括对艺术体制和文化伦理的批评，批评家作为一个公民，仍有权利对作品之外的议题作出批评。

    如果批评家都埋头谈学术，不去批评这种私德的无耻，学术生态以及社会风尚还会好吗？这次泼粪化的争论事件中，美术界的批评生态还呈现出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的问题。一些看客，平时不对恶行发声，别人站出来论辩，他便跳出来做修养裁判，以显示他品德的高人一等。这些圆滑的好人平时并不发声，每次都是等义士发声并战斗一番后跳出来说“这不是高境界”。

    亦有一些人指责，批评家若自身有性格问题，比如容易火气上升与批评对象对骂，就没有资格批评别人的道德缺陷。或者要求艺术批评必须是公正客观的，不能带有任何偏见。实际上，这种完美主义的艺术批评是不存在的，任何杰出的批评都是一种洞见性的偏见或才华横溢的偏见，若公正客观就不是批评，而是鉴定报告。批评家在一个道德衰败的时代，难免产生愤怒或情绪化的行为，但这不等于批评家因修养不够无批评资格，或者因带有一定过激个性，批评就没有价值。

    欧洲在思想家如尼采、伏尔泰、卢梭曾经激烈地抨击现实，他们的批判并未因个性过激而失去时代价值。后人因时代的恶性状况及其他们的思想光辉，不会在意他们的个性小节。

    学术不可能在真空房里做，若时代缺乏学术的秩序伦理，学术本身也做不好。今天的时代，直面丑陋的文化恶行，亦是这一代学人不可回避的职责！不仅需要提升第一类批评的水准，亦需要呵斥恶行的第二、第三类批评，以净化学术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