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书院的藏书与刻书

　　书院教育是我国古代的一种私人教育形式，藏书与刻书构成书院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阐述了二者间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辩证关系。

　　“书院”一词，源于唐朝。作为一种历时千余载的独特教育机构，它萌芽于唐，兴盛于宋，延续于元，全面普及于明清。起始时作为官方设立的书院，其主要职责是“掌刊辑古今之经籍”。至宋代，书院演变为我国民间聚徒讲学的一种教学组织。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历代书院总数当在六千六百所以上。

　　书院存在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学问，培养人才，传播知识，而与此相关的书院藏书与刻书活动，在中国出版史中亦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文以载道”，研究学问、培养人才、传播知识须臾离不开图书。有鉴于此，我国古代书院，特别是著名的书院，大都建有藏书楼，拥有丰富的藏书。例如，宋代书院著名的藏书楼计有：嵩阳书院藏书楼，岳麓书院御书阁，鹤山书院尊经阁，丽泽书院遗书阁，溪山书院崇文阁，白鹿洞书院云章阁，扎溪书院明经阁，龙山书院六经楼等。至清代，书院藏书受到普遍重视，凡建书院即谋藏书，因此，各地书院都创建了名目繁多的藏书处所，收藏经史百家之书，以为师生研习讲诵之资。

　　追根溯源，书院的藏书来源大致有四。

一是御赐，历朝皇帝经常赐书给书院。

　　宋初四大书院中，就有白鹿洞、嵩阳、岳麓三大书院得过皇帝的赐书。白鹿洞书院得书的时间最早，在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当时应江州知州周述之请，宋太宗赵光义将国子监所印《诗》《书》《易》《礼记》《仪礼》《周礼》《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儒家九经赐给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在宋太宗至道二年（996年）得到皇帝所赐的印本九经。岳麓书院在宋初也两度得到皇帝赐书。第一次是在咸平四年（1001年），应潭州知州李允则之请，宋真宗赐国子监诸经释文、义疏及《史记》《玉篇》《唐韵》等书，藏之书楼。第二次是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其时山长周式以“学行兼善”，办学颇有建树而受到宋真宗的召见，并被任命为国子监主簿。周式坚请回山教授，乃赐给内府中秘书、鞍马，并御书“岳麓书院”匾额，以示彰显。

二是社会贤达、文人墨客常有对书院赠书之举。

　　《碑传集》卷十七载：张伯行“建鳌峰书院以祀宋五先生，广置学舍百二十间于会城，俾有志正学者肄业，出家所藏书千卷，充牣其中，又广搜先儒文集遗书，次第刊布，士皆鼓舞振兴，理学复明”。该书卷一百十一载：李兆元“闻耿逸庵倡学嵩阳书院，君命子瀚往问策，复购书送藏书楼”。《续碑传集》卷二十五载：胡林翼“为箴言书院，悉以家所藏书纳其中，使人知务实学”。该书卷二十一载：湖南巡抚李尧栋“以公币五百缗（一千文为一缗）购书以惠湖南岳麓书院之士子”。

三是书院自刊书籍。

　　如江阴南菁书院曾专设书局刊印图书。王先谦《自定年谱》卷中，有光绪十二年（1886年）正月的《奏报岁试五属情形及设局刊书事宜》一文，其中提到：“臣昔于阮元所刊经解外，搜采说经之书，为数颇多。抵任后，以苏省尤人文荟萃之区，檄学官于儒门旧族，留心搜访，时有采获，共得近二百种，都一千数百卷，类皆发明经义，为学者亟应研究之书。稔知宁、苏两书局，近来经费不甚充裕，未能刊此巨帙，因就近于江阴南菁书院设局汇刊，曾函知督抚臣在案。臣已捐银一千两鸠工缮写。”南菁书院刻有《续皇清经解》和《南菁书院丛书》，都是重要的解经和考订经书的著作。实际上，书院刊书除备以自用、扩充院藏的目的外，正如下文将要谈到的，它在保存典籍、传承文化、传播知识等方面亦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功用，书院刻书已然构成了我国古代图书出版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

　　再如西湖书院在我国古代刻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其藏书亦甚丰，为此专门编有《西湖书院书目》。更具特殊意义的是，西湖书院收藏有原宋国子监雕刻书板片，“凡经、史、子、集无虑二十余万（片）”，约三千七百卷。另据泰定元年（1324年）书院对这些书板进行整理后所编《西湖书院重整书目》载，计有：经部四十九种，约一千一百卷，其中包括《易》《诗》《书》《春秋》《谷梁》《公羊》《论语》《仪礼》《孝经》《周礼》《尔雅》《说文解字》等；史部三十五种，约一千六百卷，主要有《史记》《汉书》《三国志》《南齐书》《北齐书》《宋书》《陈书》《梁书》《周书》《刑统》《资治通鉴》《唐六典》等；子部十一种，近百卷，主要有《颜子》《曾子》《荀子》《列子》《扬子》《文中子》《武经七书》等；集部二十四种，约九百卷，主要有《韩昌黎文集》《苏东坡集》《张南轩文集》《曹文贞文集》《张西岩集》《林和靖诗》《宋文鉴》《文选文臣注》等。

　　概而言之，书院丰富的藏书主要供研究学问（著书立说）和培养人才使用，历代有许多人因此成就了功名。例如德化人何登棅著《石渠丛览》，“始取材于豫章书院之官书，其后官宗学教习，益得尊藏赐书而遍读之，标新立异，起例发凡”，功在书院。又如寿杨人祁叔颖年轻时因其父主讲甘肃兰山书院，前往省亲，“因留侍焉。书院故多藏书，乃以其暇研精经史，纵览诸子百家。公之殖学稽古，蔚为一代儒宗，实基于此”。但从另一侧面来看，它亦为书院的刻书活动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

　　书院刻书以其藏书为基础，以书院的学习、研究活动为依归，但它本身亦受到当时外部环境与内部因素的推动与影响。

　　从外部环境来看，由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出版活动变得愈加便利，书籍数量日增，书院不仅加大了藏书量，而且借此刻印书籍。宋版书中就有所谓“书院本”，如婺州丽泽书院重刻司马光的《切韵指掌图》二卷；象山书院刻袁燮的《家塾书抄》十二卷；龙溪书院刻《陈北溪集》五十卷；建安书院刻《朱文公文集》一百卷，续集十卷，别集十一卷；竹溪书院刻《秋崖先生小稿》；豫章书院刻《豫章罗先生文集》；屏山书院刻《止斋先生文集》；龙川书院刻《陈龙川先生集》；龙山书院刻《纂图互注春秋经传集解》；鹭洲书院刻《汉书集注》《后汉书集注》等。元代书院发展速度较快，据曹之先生考证，元代书院刻书见之于记载者有：兴贤书院刻《滹南遗老集》；广信书院刻《稼轩长短句》；宗文书院刻《五代史记》《经史证类大观本草》《本草衍义》；梅溪书院刻《校正千金翼方》《类编标注文公朱先生经济文衡》《书集传纂疏》等；圆沙书院刻《周易传义附录》《广韵》《大广益会玉篇》《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记纂渊海》《皇鉴笺要》《山堂考索》；西湖书院刻《文献通考》《国朝文类》《金陀粹编》；武溪书院刻《新编古今事文类聚》；龟山书院刻《道命录》；建安书院刻《蜀汉本末》；屏山书院刻《止斋先生文集》《方是闲居士小稿》；豫章书院刻《豫章罗先生文集》；南山书院刻《广韵》；苍岩书院刻《标题句解孔子家语》《记纂渊海》；临汝书院刻《通典》；桂山书院刻《孔丛子》；梅隐书院刻《书集传》；雪窗书院刻《尔雅郭注》；圭山书院刻《黄氏补注杜诗》；风林书院刻《元草堂诗余》；中溪书院刻《周易本义附录集注》；阳平书院刻《声律发蒙》；象山书院刻《北史》，等等。明万历朝是继嘉靖之后，书院刻藏图书的另一个高峰期，其中如北京的首善书院、江苏的东林书院等，刊刻了当时讲会的《会语》，广为流传，对当时知识分子的清议影响甚大。明中叶以后，王学传播迅速，与当时书院刻书的流布具有极大的关系。至清代，书院的出版功能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刊刻图书成为大规模的经常性活动，形成了正谊堂、广雅书局、桂垣书局、尊经书局、南菁书局、经苑、味经刊书处等闻名全国的书院专门出版机构。

　　从内部因素来看，书院的鼎盛时期，亦是我国古代学术研究的繁荣时期：宋代理学和书院并起；明代心学和书院同盛；清代汉学复兴使训诂考证之学勃兴。由其性质决定，书院刻书与政府官刻、书坊刻书及私人刻书之间有联系亦有区别：它既有内容的广泛性，包括经、史、子、集、丛诸部，又有较强的针对性，即重点为本书院师生学习、研究所用，故很少刊刻御纂制书，也几乎没有面向民间的农桑卜算、阴阳杂家、启蒙读物以及戏曲、小说类的文艺作品，而主要集中刊刻学术性著作，尤其看重师承学派，讲求自成一家之言。著名学者顾炎武在论及此时说道：“书院之刻，有三善焉：山长无所事，勤于校雠，一也；不惜费而工精，二也；不贮官而易刊行，三也。”一语道出了书院刻书的真谛。具体而言，书院所刻书籍可分为如下四种类型。

其一，

　　刊刻书院师生读书札记、研究成果。如《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系辑其弟子九十九人的记录而成；又如苏州正谊书院设日记，记每日所读的书籍，有心得，有疑惑，都记录在日记上，《学古堂日记》就是正谊书院学古堂师生日记的汇编；关中书院也刊有《志学斋日记》；岳麓书院多次刊印过书院学生的论文集，以《岳麓书院课艺》《课文》《岳麓会课》等名目刊行。至后世，这些书籍大都成为有一定价值的阅读古籍的工具书和参考书。

其二，

　　刊刻书院教学所需名家读本和注释本，作为阅读之参考书籍和典范本。如朱熹专门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儒经作注，成为南宋时期书院的主要教材，南宋以后更演变为各级学校及科举考试的指定参考书。又如清代刊印经籍之风极盛，在以经史训诂为主的书院中，刊印各种经籍更被视为必作之工。阮元创建的杭州诂经精舍和广州学海堂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杭州诂经精舍刊有《诂经精舍文集》共八集。广州学海堂刊印经籍最多，如《学海堂经解》，包括清代经师注疏的书籍一百八十种，共一千四百卷；《学海堂文集》四集，共九十卷，收集了五百人的著作。

其三，

　　刊印历史上重要的丛书、文集。如广雅书院设广雅书局，刊印《广雅丛书》，把唐宋以来的史部书籍大部分都囊括在内，搜辑堪称完备。另外，广州菊坡精舍刊有《菊坡精舍文集》，南昌经训堂书院刊有《经训堂书院文集》，四川尊经书院刊有《蜀秀集》，等等。

其四，刊刻历代先儒大师的学术巨著和本院山长等人的名作，其目的在于将这些学术性著作流传于世。如宋建安书院刻有《朱文公文集》《续集》，龙溪书院刻有陈淳的《陈北溪集》，竹溪书院刻有《秋崖先生小稿》，豫章书院刻有《豫章罗先生文集》，屏山书院刻有《止斋先生文集》，龙川书院刻有《陈龙川先生集》，等等。又如岳麓书院末任山长王先谦，在经学、史学、文学、宗教学诸领域颇有建树，经其编选的著作有两千多卷，修撰的著作有一千多卷。

　　此外，有些书院还刊印有关自身历史的志书，如岳麓书院分别于清康熙二十六年（1682年）、同治六年（1867年）、同治十二年（1873年）刊刻了《岳麓书院志》《岳麓书院续志》《岳麓续志补编》；道光年间欧阳厚均又主持刊印了《岳麓山长传》《岳麓诗文钞》等，给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研究史料。

　　综上所述，书院刊印之书不仅入藏本院藏书楼阁，惠及师生，而且为其他各书院的藏书楼提供了丰富的藏书。例如清代台湾鹿港的文开书院拥有图书二万余部，三十余万册，若以一般书院每册（本）三卷左右的概率计算，将近一百万卷，其藏量之巨，在中国书院藏书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清代后期，随着封建制度趋于没落，书院制度亦完成了历史使命，但它连同藏书和刻书活动，在我国古代教育史乃至藏书史、出版印刷史上自有其不可忽视的历史价值与意义。（曾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