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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斋读书志》浅谈 二维码
发表时间：2021-09-17 14:37来源：善本古籍
宋代晁公武的《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以下简称《读书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具有解题的私家藏书目录，在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晁公武，正史无传。据考，公武，字子止，号昭德先生。澶州清丰（今河南清丰）人。他大约生于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至1106），靖康乱后，入蜀寓居嘉州（今四川乐山）。高宗绍兴二年（1132），登进士第。为四川转运司属官，历知恭、合、荣三州。孝宗时，曾入朝任台谏。乾道三年（1167），出为利州路安抚使。四年，擢四川安抚制置使。六年，移知扬州。七年，徙潭州。继除临安府少尹。罢官后，居嘉州符文镇，约于孝宗淳熙间（当在十四年前）去世。晁公武洽学不主一家，涉猎颇广。据史志记载，其著述有十二种之多，但留存至今的，只有《郡斋读书志》一种以及其他一些诗文残篇①。
《读书志》之成书及刊行 今传衢本《读书志》载有晁公武自序，曰：“今三荣（荣州，今四川荣县）僻左少事，日夕躬以朱黄雠校舛误，每终篇辄撮其大指论之。……绍兴二十一年元日昭德晁公武序。”于是，人们往往以为《读书志》成书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其实，这是一个误解。绍兴二十一年只是此书初成之时，其书终成于宋孝宗淳熙七年至十四年（1180至1187）之间。当晁公武在四川转运司供职时，其上司转运副使井度，是一位藏书家。井度临终前，把他的藏书赠给了晁公武。当时，晁公武知四川荣州，他以井度赠书为主要凭据，加上自己的收藏，除其重复，得二万四千五百卷有奇。于是，开始撰写解题。至绍兴二十一年，《读书志》初具规模，遂撰自序，撰成了《读书志》初稿。当时尚未最终成书，也未刊行。
孝宗乾道七年（1171），晁公武致仕，遂重拾旧业，对未刊初稿进行整理、增补。至孝宗淳熙七年至十一年间（1180至1184），其门人杜鹏举闻这位“博物洽闻、雅称海内”的晁先生有此著作，遂为之刊刻行世。这就是四卷的蜀刻本，不妨称之为“初刊本”。
这个本子不够完善，刊行后，晁公武又对它作了大量的修订和补充：对既得而尚未撰写解题的图书，继续撰写解题；初刊本成书以后所得之书，补编入目；修订不够完善的解题；更换后出的足本；补写不少各类小序；增设类目；调整图书归类和编次等。所以，今本中有绍兴二十一年以后的内容。比如，史部实录类的《哲宗实录》及杂史类的《建炎日历》，三次称高宗为“太上皇帝”；经部书类《古文尚书》是晁公武在孝宗乾道年间在四川安抚使任上才得到的；史部史评类著录的孙甫《唐史要论》刊刻绍兴二十七年（1157），经部易类刘牧《钩隐图》及衢本集部别集类《范文正公集》、《别集》均刊刻于乾道三年（1167）；此外，别集类《李易安集》言及李清照“流落江湖间以卒”。李清照卒年，学界虽有争论，但起码在绍兴二十二年以后（1152），等等。
不过，晁公武未及见到他的结集刊行就去世了。最后的编辑刊刻是由他的另一位门人姚应绩完成的。此本可以称之为“补正本”，是《读书志》的终成形态。约在淳熙十四年前，这就是二十卷的蜀刻本。
《读书志》最初的两个刊本都是蜀刻本，都刊行于宋孝宗的时候，并非高宗绍兴年间。可惜，这两个蜀刻本，都已佚失了。
之后，宋理宗淳佑九年（1249），游钧在衢州（今浙江衢州市）重刊蜀刻二十卷“补正本”，是为衢本。同一年，黎安朝在袁州（今江西宜春）重刊蜀刻四卷“初刊本”。同时，又刻了赵希弁据他自家藏书撰的《读书附志》。次年，并刻赵希弁据衢本摘编而成的《读书后志》二卷和赵希弁所撰《二本考异》。与《读书附志》相对而言，先刻的四卷《读书志》，习惯上被称作《前志》。《前志》、《附志》、《后志》，合为七卷，是为袁本。从此以后，《读书志》在其流传过程中形成了衢本和袁本两个版本系统：前者渊源于蜀刻二十卷本而以淳佑衢州刊本为祖，后者渊源于蜀刻四卷本而以淳佑袁州刊本为祖。
二本自宋末，历元、明，迄清初，虽流传不坠，但似乎都没有重刻过。至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陈师曾重刻袁本，嘉庆二十四年（1819）汪士钟重刻衢本，《读书志》二本才流布渐广。陈刻袁本及汪刻衢本，不易见到，在涵芬楼影印宋刻袁本行世之前，世间常见的是光绪十一年（1885）长沙王先谦校刊衢本二十卷、附赵希弁《附志》一卷、王先谦《考证》一卷、《校补》一卷。此外，现存《读书志》刊本、抄本、校本、影印本凡三十余种②。
1930年，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的淳佑原刻袁本，在湮没六百余年之后重见天壤，上海涵芬楼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据以影印③，这才使《读书志》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和充分的利用，它的价值也逐渐为人们所认识。
《读书志》的学术价值 《读书志》的学术价值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一、收录比较丰富。 读书志共著录书一千四百九十六部，除去重见者，共一千四百九十二部。（以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前言》的统计为据。若以汪士钟重刻衢本统计，共收书一千四百七十二部，除去重见，为一千四百六十八部，若以淳佑袁本统计，《前志》收书一千零三十五部，《后志》收书四百三十五部，共一千四百七十部，除去重见，为一千四百五十九部）基本上包括了南宋以前我国古代的各类重要著作，尤以搜罗唐、宋（北宋和南宋初）时的书籍为较完备。其中，有一些在当时已属罕见，可补《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之阙；更有不少是今天已经残阙或亡佚了的，如果要了解这部分残佚书的面目，就必须参考《读书志》；至于仅见于《读书志》著录的，那考察其书就舍此而莫得了。
二、体例比较齐备。 《读书志》依当时已经通行的分类法，分经、史、子、集四部，部下设类，经部十，史部十三，子部十八，集部四，共四十五类。（此为衢本分类，袁本《前志》分四十三类）书首有总序，每部之前有大序（即总论），二十五个类目前有小序。（此亦指衢本，袁本《前志》九个类目前有小序）小序未加标明，置该类第一部书的解题之中。每类之内，各书大体按时代先后排列，较有伦贯。凡目录虽不必求序文、书名（包括卷数)、解题皆齐备，但象《读书志》这种三者完备的目录，无疑是最能发挥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功能的。《读书志》在史部设史评类，衢本又在集部设文说类，终于为历史、文学方面的批评著述找到了妥善的归宿，这在古典目录分类法中，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
三、内容比较翔实。 《读书志》著录各书，是晁公武的实际收藏，故它介绍的各书书名、卷数、篇目、篇数、编次以及迻录的有关序跋，咸可凭据，不是那些丛钞旧目而成的目录所能比拟的。晁公武撰写解题，凡其人正史有传者则略，若史逸其行事者，则杂取他书详细记载，故其所介绍的作者生平事迹、成书原委及背景、前代书目的著录情况以及有关典章制度、掌故轶事，不是出于作者耳闻目睹，就是出于现在大部分已经佚失的史传文集（如唐、宋两代历朝实录、登科记、宋历朝国史等），其内容往往极为宝贵。此外，北宋诸晁藏书素以校雠精良著称，晁公武撰为《读书志》“所期者，家声是缀”，十分注重校雠、考订本书，故其考证比较精确，其评论亦不乏中肯之语。
当然，《读书志》也有不够完善的地方。它的分类比较保守，较同时代的郑樵的《通志艺文略》为逊色；其书籍归类有一些错误，明代焦竑曾在《国史艺文志》后所附《纠谬》中加以纠正。
尽管《读书志》存在种种缺点和错误，但是，它的学术价值却是难以否认的。因此，它受到了后世的学者、特别是目录学家的重视。南宋的另一位目录学家陈振孙称赞《读书志》“其所发明，有足观者”，他的《直斋书录解题》就是仿《读书志》而作的。宋末的文献学家王应麟，在他的《困学纪闻》、《汉书艺文志考证》和《玉海》等著作中大量征引了《读书志》。至于元马端临编撰的《文献通考·轻籍考》，主要就是抄录晁、陈二书、略加剪裁而成的。迨至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总目》，其或直接采摭于《读书志》，或转录自《经籍考》，多达三百余条，其中甚至有照录《读书志》解题而敷衍成篇的。由宋迄清，目录之有解题而得以保存至今者，主要有《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玉海》（主要是其艺文部）和《四库全书总目》四种，而后三种皆祖述或取资于《读书志》。清汪士钟称它和《直斋书录解题》“同为目录之冠”，钱泰吉则称它为“宋以来著录家之首”。后人甚至直呼中国古典目录学为“晁陈之学”。由此可见，《读书志》在我国古代的目录学史以及学术文化史上居于何等重要的地位。即使时至今日，我们考察古籍，《读书志》仍然不失为一部重要的工具书，一部必备的参考文献。
衢、袁二本之优劣
《读书志》既然存在着衢本和袁本两大版本系统，自然就有人对二本作比勘。最早做这项工作的是清代何焯，但他未对二本优劣予以褒贬。至乾隆末，瞿中溶作校勘，并撮其大要撰为《郡斋读书志考辨举要》。钱大昕读了此文和校记后，赞赏不已，为跋曰：“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宋时有两本……两书卷数不同，所收书则衢本几倍之……马氏《经籍考》所引晁说，皆据衢本，不用袁本，当时两本并存而优劣自判。今世是通行本皆袁本翻刻，予婿瞿生中溶购得钞白衢本，惜无好事者刊行之。”其意在扬衢贬袁。嗣后，顾广圻、黄丕烈、鲍廷博、汪士钟、李富孙、阮元、钱泰吉、王先谦等亦都以为衢本较袁本为优。如阮元谓衢本“次序有法，足为考核之资”④。衢本卷七职官类《麟台故事》条下载有关于《读书志》收书断限的说明。钱泰吉说：“此晁氏著录大凡也。袁本无之，亦优绌之端也。”瞿中溶和王先谦是对《读书志》二本研究最力的，他们在详勘二本后，甚至得出结论，认为《前志》是“不全初稿”、是残帙。
但是，从三十年代宋刻袁本大量影印行世以后，许多学者出自对宋版书的宝爱，纷纷扬袁抑衢，议论为之一变。文献学前辈张元济先生甚至在《续古逸丛书》所收宋本《跋》中说：“私窃以为袁本出而衢本可废也。”加上袁本影印本流布较广，容易得到，所以，至今不少学者在介绍《读书志》时，仍然以为袁优衢劣，只介绍袁本，不介绍衢本；不少学人在使用《读书志》时，只用袁本，不用衢本。
“袁优衢劣”论的盲点之一是：《读书志》《前志》、《后志》有宋刻原本，而衢本却是后出之本，衢本当然不如袁本。考察古籍，无疑应该重视旧本，尤其象《读书志》袁本这样的宋刻原本。但是，宋刻原本的优越性，只能在它与同一系统的后出诸本的比较中得到体现，如果与它比较的本子属另一系统，比如，象衢本这种“补正本”，那么，宋刻原本就未必胜过晚出的“补正本”。这么说，丝毫无意贬低宋刻袁本在版本学、校勘学方面的价值，特别是其中赵希弁摘编的《后志》，所据就是蜀刻二十卷本，与衢本属同一系统，我们正可以用它来校正通行的汪刻衢本的一些讹误。其次，有的人总认为袁本有宋刻，而衢本则没有宋刻，殊不知宋刻衢本就在眼前。《后志》的收书量几乎占整个衢本的三分之一，为《前志》的三分之一强。这部“残宋本”，正是游钧刻本的部分翻刻本，它在版本和校勘上的价值并不低于黎安朝翻刻的《前志》。
“袁优衢劣”论的盲点之二是：通行的汪刻衢本有缺简，而袁本则是完整的。汪刻衢本的缺简确实是它的主要缺点，但造成汪刻衢本这一缺点的原因是“后天”的，不能因此而改变二本“先天”就存在的内容上的优劣之差。在衢本足本没有被发现之前，弥补这一缺憾的唯一办法，就是象汪士钟、黄丕烈、李富孙那样，用《经籍考》、袁本以及其他衢本进行配补。经考证，汪刻衢本配补的文字，大致是可信的。人们往往注意到汪刻衢本有缺简，却忽视了宋刻袁本也非足本。《后志》之所以不是足本，比较容易理解，这是因为赵希弁在摘编时把其中与《附志》重见的三十三种以及其他三种删去了。钱大昕说：“希弁得衢本，参校为《后志》二卷，以补其阙，其与希弁同者，不复重列，盖已非完书矣。”就是指此而言。钱氏没有注意到，后人也从未提到过，四卷的《前志》其实也非足本。《前志》卷三下医家类著录有宋代王惟德所撰《铜人腧穴针灸图》三卷，按其解题文意，与王惟德此书了不相关，乃系同类《明堂针灸图》一书的解题错置于此。《明堂针灸图》三卷，袁本收录在《后志》卷二医家类。袁本的《前志》和《后志》是分开刊刻的，《前志》刻在前，“既刊传矣”，“继得”衢本，然后由赵希弁摘编，再刻《后志》。刊刻在后的《后志》，其文字是不可能错入刊刻在前的《前志》的。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在作为《前志》前身的蜀刻四卷本中，《明堂针灸图》三卷与《铜人腧穴针灸图》三卷紧列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才可能发生以上的错简。无独有偶，《前志》儒家类《法言》十三卷解题中有“皇朝司马光集晋李轨、唐柳宗元、皇朝宋咸、吴秘注”二十字，乃《后志》卷二《温公集注法言》十三卷的解题。可以断言，在《前志》的祖本蜀刻四卷本中，此两书是和衢本一样，紧排在一起的，而黎、赵所得之本却已遗落后者。《前志》究竟比它的完整的祖本残缺多少，已无由考知。我们只能根据偶然被保留在《前志》中的错简，知道宋刻袁本《前志》并非足本，并非蜀刻四卷本完整的面目。
“袁优衢劣”论的盲点之三是：既然赵希弁摘录《前志》未载者编成《后志》，那么，《前志》加《后志》，自然就应该等于衢本；与其使用晚出的衢本，不如使用宋刻的《前志》加《后志》。这是一种误会。产生这一误会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不了解赵希弁的摘编工作是如何进行的。赵希弁摘编《后志》是有他的体例的。首先，他删去了跟他所编的《附志》著录书相重复的蜀刻二十卷本的三十六种书的解题，于是，二十卷本完整面目已不复存在。后人如果要查阅这三十六种书的解题，只能依靠衢本。其次，凡衢本与《前志》同见的书，无论其书名、卷数、撰者以及解题是否存在异文，也不论衢本作了什么性质、什么程度的补正，赵希弁均予删去。再次，赵希弁在《后志》前抄录了“衢本目录”，在《后志》末编成了《考异》，试图反映衢本的分类和归类。可是，由于工作的疏略，类目标题前后乖违，归类“考异”遗落正多，衢本分类和归类的特点及其真实的面目并没有得到忠实的保留。除此之外，大概由于赵希弁当年急于摘编付梓，衢本中至少有三十余种书未能编入《后志》，甚至不见于《附志》，故后人如欲借《读书志》考察这些书的情况，非赖衢本而莫得。赵希弁摘编的《后志》，包括他抄录“衢本目录”，撰编《考异》，都是作为一种补救手段进行的，必然带上某些不足之处。只能说：赵希弁的补救工作为我们研究古籍，探索《读书志》的流传，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但是绝对不能说《前志》加《后志》就等于衢本。
总之《读书志》二本的优劣，不能仅仅根据现存钞本或刻本的时代来评判，而应对它们的内容（比如，收录书数量、序文、分类、归类、编排、书名的著录、卷数的著录、作者的著录、解题等）作全面的考察。在使用、征引《读书志》时，仅据影印的宋刻袁本无法窥见《读书志》的终成面目，必须参看衢本；单用衢本则难免被它的错讹所误。笔者曾撰编《郡斋读书志校证》⑤,以衢本为底本，合校二本，使读者得一本如得二本，既省去翻检查核之劳，也便于参酌弃取。合校本还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加上自己的心得，作了疏证和考订；书后附有王立翔先生编的书名和人名索引，颇便查检。（孙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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