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论书的自信与自觉

　　书法作为伴随文字与生俱来的传统艺术，是中华文化传承绕不开的学习对象，因而，传统文化学者对于书法艺术多有不解之缘，或视为“初恋情人”。然而，正如宋代欧阳修所云“能得此乐者甚希，其不为外物移其好者，又特希也”，故学书的初心与其文艺成就的领域发生错位，自幼习书而以他艺名世的情况乃正常现象。而不以书名仍不离不弃的古今学者，其学书经验对于书艺的学习继承理当具有不容忽视的启发意义。

　　当代画家、学者李学明自幼习书而后以画名世，但其学书的“经验”则很耐人寻味。他曾在《文化月刊》坦陈其学书经历与体会：“临帖要活到老，临到老，二十岁时临，五十岁时临，直到耄耋之年还要临。乍一临帖是很枯燥的，看一眼写一笔，顾了形顾不了笔，直摹的胸中郁闷，长嘘短叹。于是，弃帖自造，痛快自在，随手而划，自以为得意。但，这般自在的写，一年两年，十年八年，总是日复一日地重复，写熟了，也写油了，自己还以为有了风格。终于有一天明眼人告知，这不是风格而是‘野狐禅’，便傻了眼。于是再从头开始，白白浪费了时光，糟践了纸墨不算，最要命的是手上沾染了一种习气。习气是一种低级的习惯，是一种起点很低的见识，它陋而顽劣。从事艺术的人，最怕手上有习气，这种习气不去，一生都为其所害。如果再将习气看成风格，更是大谬。然世间此类所谓书法家不乏其人，且自誉不凡，招摇世间，甚而从者如流，贻误后人。”李学明结合自身学书的经验教训，以朴实的语言道出了书法学习的禁忌：不要随意弃帖自造，因为自以为得意的书写，久之而成习惯，习惯必生习气，习气陋而顽劣，不去则为害一生。所谓习气，实质就是俗气。早在宋代，书法家黄庭坚就针对书法学习指出“俗病难医”的问题。避免这一问题的底线就是“不要随意弃帖自造” ，否则俗气自会趁机而入，弥漫书迹。如果缺乏应有的审美修养，把习气看成自身风格，就“俗病难医”了。所以，“活到老，临到老”显然就成为“医俗”的良方。

　　对于临帖的最佳年龄阶段，即学书之“善机” ，明代文字学家、书论家赵宦光主张“幼学即仿佳帖”，认为“善机不熟，俗习易染耳”，同时对临帖的不同人生阶段之于学书的意义发表了独到的见解。他在专著《寒山帚谈》中说：“幼学即仿佳帖，其法从骨髓中来，可令邪魔辟易，不必大加甄别，不必外取去就，尽自有冰鉴。若中岁知书，虽得换骨神丹，必须用力数翻，方能扫垢。至若老年进学，虽百倍加工，难追俗骨。余实蹈此，自亲其事，故言之切中亦晚矣。后生勉之，毋为后悔。”赵宦光对“幼仿佳帖、中岁知书、老年进学”三个学书阶段的学力进行了分析，而对老年进学“虽百倍加工，难追俗骨”的困境尤为关切，并从其学书经历与经验出发，坦言自身亦蹈此困境。

　　被誉为北宋文坛领袖的欧阳修对学书历程的规律性特征另有深刻的揭示：“古之人不虚劳其心力，故其学精而无不至。盖方其幼也，未有所为时，专其力于学书。及其渐长，则其所学渐近于用。今人不然，多学书于晚年，所以与古不同也。”欧阳修直接指出了古之人“学精而无不至”在于“不虚劳其心力”，幼学“专其力”，渐长而“近于用”，晚年则“与古不同”。其所谓“与古不同”与赵宦光所述“难追俗骨”，虽时代不同而语境相似。今之视昔，亦如昔之视古。欧阳修谓之“今”“古”，乃艺术传承的时代感叹，足见其艺术发展史观的深刻与自信。可贵的是，欧阳修作为当朝代表性书法家苏轼的老师，对自身的艺术水准依然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论及苏轼“学书为乐”的书法观时说：“苏子美尝言：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然能得此乐者甚希，其不为外物移其好者，又特希也。余晚知此趣，恨字体不工，不能到古人佳处，若以为乐，则自是有余。”可以看出，欧阳修的“晚知此趣”，与赵宦光的“切中亦晚”、李学明的“习气误人”，对于学书之误、入门之迟，道出了相同的惋惜之情。

　　从文化传承的角度审视，欧阳修、赵宦光虽然所处时代不同，所揭示的问题却有着内在的规律性和同一性，对于当代书法的普及和提高无疑具有一定启示意义。当代书法已从文盲社会中的精英文化现象转化为文明社会的大众文化追求，但是透过书法界表面上的热闹，我们看到的书法艺术距离普通大众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透过书法艺术得以生存的文化背景，我们看到大众对书法艺术的缺乏认知与对传统文化的陌生是同一道理、同一原因。年轻人不读经典、不善书写，喜欢手机浏览；中年人忙于生计，讲求实用，写字多为名与利，难免俗气；年老退休才想练字，多有痴迷却难入其门。尤其是社会上通行的“退休之后练书法”的观念，虽然反映了中国人对书法作为文化的向往和追求，同时也说明了大众对书法作为艺术的认识局限。“老年进学”问题的本质即在于此。

　　作为不同时代诞生的文学家、文字学家、美术家，欧阳修、赵宦光自身之书名虽然为他艺所盖，学书之初心未就，却通过自身实践和艺术感悟，揭示了学书从艺的规律和禁忌，同时能坦言自身之失、书艺之缺，反映了高度的文化自信和可贵的艺术自觉。学者的自信和自觉，来源于深厚的文化底蕴，产生于宽博的艺术胸襟，其所折射出来的求真务实、襟怀坦白的治学态度，自觉自省、虚怀若谷的艺术风范，以己度人、与人共勉的人文情怀，不仅对那些“自誉不凡、招摇世间”而贻误后人的伪“艺术大师”和“江湖书家”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亦应成为文化艺术追求的永恒精神财富。